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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艺人

    2016-07-12  |  正午故事  |  微信号:noon-story

    在大多数民间艺术都已经没落的今天,很难想象二人转依然生龙活虎。人们都说是赵本山挽救了这门艺术。也有人说,是二人转的荤段子起了作用。不黄不爱看。但更多人说,真正原汁原味的二人转早已在舞台上消失,如今我们在剧场看到的,都是像晚会一样的综艺节目。

     

    四平艺人

     

    四平艺人

     

    文|谢丁  

     

    摄影|苏里 

     

     

     

     

    冬天是结婚的季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了家,地里也没了农活,炕头正热,适合办喜事。屯子里有人办喜事,自然就得搭个大棚。棚外是茫茫白雪,棚内得有热闹可瞧,有人说,有人唱。每年的这个时候,胡耀纯就成了红人。他擅长搞笑,还能唱几段小帽,会几手绝活。除了新娘子,他可能是婚礼上最受欢迎的人。

     

    胡耀纯以此为生。在吉林四平的农村里,像他这样的二人转演员已不多。来回就那么几个。其他演员都在城里的剧场,很少有人愿意在大冷天跑到乡下去。但“纯哥”——朋友们都这么叫他,隔三岔五就往农村跑。跑一次大约五百元,如果路远,还能再加点油钱。

     

    像大多数二人转演员一样,胡耀纯的搭档是他老婆王丽华。他扮丑,负责搞笑和绝活。老婆扮俊,会弹琴,也唱点流行歌。夫妻俩在2011年开始唱二人转。那年他虚岁35,认为自己必须转行,多赚点钱养家糊口。此前多年,两口子一直是二人转剧场的乐队伴奏。“拿到手的钱,只有演员的一半。”他后来说,“而且,乐队的地位也不高。”

     

    决定转行之后,胡耀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发型,中分。左边是短发,右边留长耷拉下来,看起来像不平衡的郭富城。他长得颇有喜感,个子小,眼睛也小。丑角的扮相有讲究,得让人看了想笑。半年后他又换了个发型,把中间一溜剃光,两边头发留长。他说,这头型得随时变,否则观众没新鲜感。平常日子里,他就老戴个棒球帽。但出去逛街,仍有人能认出他,大老远就喊:“唱二人转那小子来了!”

     

    在四平,爱看二人转的观众都认识胡耀纯。以前干乐队时,大家叫他“弦哥”——他是拉二胡的。他人缘好,为人仗义。钱赚得不多,但请客喝酒不含糊。无论哪里来的朋友,到了四平他都接待得好好的,临走送到火车站。因此,当人们听说“弦哥”要改行唱二人转了,一个传一个,都想方设法替他介绍演出机会。其他演员收五百元一场,他收三百。

     

    胡耀纯的第一场演出,是2011年“五·一”劳动节。夏天是转行的好季节,无论商店开业,还是打折促销,都要在街头搭个舞台,求个热闹。起初,胡耀纯说得少唱得多。但城里的观众就喜欢搞笑的“说口”,他那时怯场,不敢说太多,就多整点绝活。他会变点小魔术,手绢底下藏朵花。拿酒瓶子砸脑袋——这可需要点技巧。或者,老婆手握电钻,钻他肚皮。如今他的肚子上还有一块疤。“演员光靠说唱是不行的。”他说,“有时候需要搞气氛,必须得整点刺激的,底下才会鼓掌。”

     

    慢慢有了经验,胡耀纯也学会了多说话少干活,只要把台下逗笑就行。但到了冬天,在农村参加婚席的人,不吃这一套。他们认为你光说话就是净扯淡。胡耀纯又学会了察言观色。如果底下年轻人多,就说笑话,老年人多,就再整点乐器,唱几段小帽。他嗓子不是特别好,但乐感不错,虽不能像小沈阳那样唱得贼高,但二人转的韵味十足。

     

    一年多过去。胡耀纯不记得下了多少次乡,参加了多少次婚礼。到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规矩。不接白事(丧礼),只接沾喜气的演出。他也不想找个固定的剧场靠着,觉得目前这样更自由。朋友们经常给他电话,引荐他去某个城市某个场子演几个月,他以家有老小为由,推辞不去。最远的一次,他也只是开车去了鞍钢,那次他一共拿到一千元。

     

    2012年下半年,胡耀纯终于积攒到一笔钱,开始琢磨着买房。他嫌新开的楼盘质量不好,格局也差,最后在四平铁东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三十万一次付清,房子85平米,三室一厅。他给父母留了一间屋。2013年1月,他决定找个大卡车回一趟老家,把父母从乡下接进城,顺便带回乡下那台旧冰箱、旧洗衣机,还有一套旧沙发。

     

    临回家的前一天,胡耀纯一夜没睡好。他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地上到处是金子,他整夜都忙活着捡金子了。

     

     

     

    在胡耀纯的老家,四平市梨树县东河镇,有点天赋的人都去唱二人转了。梨树是东北的“二人转之乡”,人们爱看,也爱演。多年来,在梨树唱戏的传统就是到处游走,谁家出钱就给谁演。一路走下来,老艺人就能收一路徒弟。小孩最经不住唱戏的诱惑。

     

    胡耀纯13岁那年开始学拉二胡。他天生条件不好,唱不了戏。那时赵本山还未把二人转带向全民狂欢,真正在农村唱戏的,还是得有一把好嗓子。他父亲也是拉二胡的,常向他念叨“文革”时,种地种累了,宣传队喇叭一响,大伙就开唱。胡耀纯1979年出生,没赶上“文革”,但赶上了改革开放后二人转的好时光。

     

    起初,胡耀纯跟着父亲学二胡。他本来学习成绩也不错,但自从学了二胡,就像着了魔。一年后,父亲专门给他找了个师傅,二胡拉得极好。上初一时,家里一商量,决定让他退学,以后就走这条路了。他有个大他七岁的姐姐,那时已结婚。家里这点二人转传统就到了他身上。父亲把他送到梨树县文工团,没多久,他开始跟着文工团下乡演出。那年他16岁。

     

    1994年,梨树县各个乡镇的二人转演出,还保留了老传统。演员以“唱”为主,唱的都是《西厢》、《水漫蓝桥》等老戏。有时,县里为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也会让文工团下乡去表演一些新戏。但老百姓还是喜欢听老段子。文工团一下乡,就是四、五十人,分成好几队人马。到了村里,没地方住,胡耀纯就跟着其他人一起住学校。他们就睡在课桌上,没枕头,也没被子。一个夏天他们能跑七、八十场。

     

    对胡耀纯来说,那是宝贵的一年实战经验。乐队那时还没有电子琴和板胡,只有扬琴、唢呐和二胡。但乐理一通百通,他很快就学会了其他乐器。看人家唱得那么好,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是只能呆乐队了,挣得虽然比演员少,但也能挣钱。很快,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一年后,梨树县的陈树新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去她的团里帮忙。陈树新在吉林颇有名气,是前辈级的二人转演员。她听说胡耀纯会识谱,那年头乐队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她开出的条件是不交钱,也不挣钱,包吃包住,偶尔下乡演出时还有补助费五块钱。胡耀纯认为那是个不错的机会。如果能把乐队这门手艺学精,也许以后可以进入某个体制内歌舞团,吃吃国饷。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但到最后,他也没看见吃国饷的希望。他甚至认为二人转也没有未来。那时他20岁,亲戚介绍了一个姑娘,他们很快就订婚了。然后他离开梨树县县城,回到东河镇老家,准备做点其他营生。

     

    那姑娘是个民办老师,不喜欢看二人转,家里和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也嫌胡耀纯个子太矮,性格太闷。两个人都不爱说话。谈恋爱时,走路各走一边。但实话说,胡耀纯家里条件还不错。他家在东河镇上有个门脸,卖棺材和花圈。他父亲也是个阴阳先生。因这层关系,当胡耀纯回家后,他开始跟着父亲接一些“白活”——替丧事吹唢呐。一场五十块钱,比在县城里给二人转伴奏强多了。没多久,他们在老家结了婚。

     

    农村天天死人,接不完的白活。胡耀纯又是个多面手,什么乐器都能摆弄。当电子琴开始流行后,他干脆让老婆辞去了学校的工作,现学电子琴。那时候老师这职业看起来根本没有前途,一个月才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他接三个白活。在钱面前,老婆没有理由不学,尽管她并不喜欢。她那时刚怀上孩子,有时半夜一点还要起床练琴,白天仍得跟胡耀纯下乡。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钱也挣得不少了。胡耀纯开始琢磨:“成天在家这么整,跟死人打交道,真是没什么发展。”

     

    2002年左右,陈树新再次给他打电话。她在梨树县创办了一所二人转学校,请他过去当老师,教乐器。那听起来是个正当靠谱的职业。胡耀纯把孩子留在家里,带着老婆一起去了“树新戏曲学校”。他教二胡,老婆教电子琴,月薪六百元。

     

    但他这次终于选对了时机。2003年,赵本山提出了“绿色二人转”概念,在沈阳创建了“刘老根大舞台”。好像忽然来了一阵风,二人转就火了。农村的孩子如果成绩不好,都跑到二人转学校。每个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上大舞台,能拍电视剧,能挣大钱。“树新戏曲学校”那时是一栋五层大楼,所有教学、吃住都在楼里进行,最红火时,学校有一百多个学生。

     

    胡耀纯的薪水涨到了九百元,但他知道这并不高。那些从大城市回来的朋友告诉他,城里的剧场才是赚钱最多的。在四平,一家名叫铁路俱乐部的剧场是当地最火的,人们根本买不到票,连走道都站满了人。剧场正在寻找一个会识谱的乐队伴奏。

     

    胡耀纯找到陈树新,提出涨工资。但那时梨树县又多了几家学校,竞争太激烈,陈树新没办法满足他的要求。

     

    “我结完婚了,得养家糊口。”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要往外走了。”

     

    2005年夏天,胡耀纯独自离开梨树,去了四平铁路俱乐部。到那里没多久,他就发现二人转早已变了模样,就连像他这么内向的人站在舞台上,不用唱,观众也是掌声一片。他应该感到有点不对劲,不过他那时只想着,挣钱的机会来了。

     

    四平艺人
    胡耀存和他的爱人兼搭档。

     

     

     

    多年来,和很多人一样,我对二人转的认识只停留在赵本山身上。2006年春晚,小品《说事儿》结尾处,有一段精彩的手绢舞。他和崔永元、宋丹丹三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了一场传统二人转。那是一次漂亮的宣传——在中国这么多地方戏曲里,二人转似乎是“俗”得最好的一个。

     

    在大多数民间艺术都已经没落的今天,很难想象二人转依然生龙活虎。人们都说是赵本山挽救了这门艺术。也有人说,是二人转的荤段子起了作用。不黄不爱看。但更多人说,真正原汁原味的二人转早已在舞台上消失,如今我们在剧场看到的,都是像晚会一样的综艺节目。东北人称之为“多样性二人转”。但无论如何,他们喜欢这个,至于“原汁原味”——那是老一代艺人的表演,在城市里根本没人爱看,看了打瞌睡。

     

    老艺人正在死去。还活着的,都成了宝贝。在四平,最有名的老艺人叫董孝方。在文艺理论家眼里,73岁的他也只是个老艺人向新艺人过渡的人,俗称“新老艺人”。他嗓子天生好,唱功堪称一派。最出名的剧目是《大观灯》。他一上台,动作缓慢,用盲人棍探探路,侧耳细听,以耳代目,向上翻白眼,似乎什么都能看到。等开口一唱,极为传神。1987年,赵本山也演了一出《大观灯》,轰动沈阳一炮而红。据说赵本山曾讲,“想当年,我也是骑着自行车追着看董孝方的《大观灯》。”

     

    董孝方12岁那年拜师学艺,跟了戏班子里一个叫李财的人。那是1952年,师傅头天就传了他六出戏,第一出就是《解放台湾》,是当时的新戏,老调配新词。师傅嘴里含着烟袋嘴子,一句一调的教。他记忆力好,随时还带一小本,记下了师傅教他的几十台老戏。1961年秋天,师傅死在了梨树。董孝方那时正在沈阳演出,没赶上告别。那些年,他跟着县里的剧团四处巡演,号称“轻骑兵”。在农村,他们去工地给同志们鼓劲,打竹板,唱几段快板。但他却很少参加农村的红白喜事,因为那得经过县文化局批准。

     

    “文革”开始后,梨树县分成了两派:延安战斗队和鲁迅战斗队。董孝方不知道如何站队,后来终于倾向了延安,因为他们一有演出就找他。没想到最后鲁迅占了上风,开始批斗董孝方。恰好那时他从延安队带回家一张木刻纸,刻的是毛主席像。老婆没注意,把它贴在墙上,载了颗钉子,用来挂厨房的菜勺。红卫兵一抄家,发现那颗钉子刚好卡在毛主席的喉咙上。1969年,董孝方戴了高帽,是反革命分子。他被赶到农村,种了三年地。

     

    董孝方不会干农活,但其他人都愿意帮他,只等着早点干完听他唱戏。他不敢唱传统戏,只唱《雷锋》,偶尔也来一段《红灯记》。1971年,他终于从农村回到梨树县剧团,唱的第一出戏是《雄鹰展翅》,说的是一个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那是他专门去学的新戏。五年后,“四人帮”倒台,董孝方才又唱上了老戏。

     

    董孝方的老戏出了名的妙。二人转“说唱扮舞绝”,他样样都出彩。他认为上场就应该先“说”——和观众建立感情。他俏皮幽默,却不带脏口。师傅李财就拒绝说脏口。他琢磨出的一招手绢功夫更是一绝,唱到高潮处,他的手绢可以随着唱腔抛到观众头上十几米以外的地方,旋转一圈,再稳稳飞回董孝方的手里。

     

    “后来,专家给这招取了个名字,叫‘凤还巢’。”他说,“现在的小孩谁还会这个?”

     

    那是春节前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他办公室。说完这话,他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伸大皮包里掏出一块艳丽的八角手绢。“喏,就是这样。”手一扬,手绢飞起来,顶到了办公室的天花板。他叹口气说,“这里不够高。”

     

    这间屋子在“董孝方二人转学府”的二楼。2004年,紧随着“树新戏曲学校”,董孝方也创办了这所二人转学校。它是栋三层高的楼房,和陈树新那里一样,所有教学、吃住都在楼里进行。最红火时,这里的学生是梨树县最多的,但如今只剩下30多个小孩。

     

    学生们大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到了这里。但董孝方说,这些孩子比那帮高中生懂得还多。他们的知识都从戏文里来。每天早上,董孝方要给学生上一堂唱腔课。他已73岁,但唱出来仍是字正腔圆,力道十足。也许是为了坚守二人转的传统,他拒绝在课堂上教一些搞笑的“说口”。他也固执地相信,如今仍是会唱老戏的演员才吃香。

     

    那天下午,教室课桌上摆的是《罗成算卦》。第一句是“大唐老祖坐金銮,保驾全凭文武百官。”一个学生用钢笔工整地把这段唱词,抄在作业本上。他羞怯地看了我一眼,笑着把本子背过去。我不知道他是否留意到,他写错了那个“銮”字。

     

    四平艺人
    董孝方。

     

     

     

    2005年冬天,胡耀纯仍奔波在四平和梨树之间。他嫌四平的房子贵,两口子就仍住在梨树县城。为了节约路费,他买了一辆小摩托,来回大约40公里,只需五块油钱。他之前在老家接“白活”时,曾花一万块买过一辆幸福125摩托,但那车牌不能在四平驾驶,只好转手给了老丈人。不过,这样也好,老婆待在梨树,还能接一些演出伴奏的活。

     

    “那时候也挺遭罪的。”他回忆说。每天晚上,铁路俱乐部十点半下戏,他要骑摩托赶回梨树,只能睡几个小时,凌晨就得起床,和老婆一起去乡下伴奏。中午回到家,赶紧再睡一会儿。他每个月在剧场拿一千两百元,白天接活一场五十元。傍晚的时候,在六点到七点之间,他会抽空去一趟四平市中心的广场,给那些扭秧歌的人伴个奏,赚得五块钱——刚好买一包烟。

     

    “有一次刚好赶上暴雨。我没带头盔。回到家已经十二点,满脸都糊着泥,漏两眼睛。我洗了个澡,然后倒床上眯了一个半小时,又要起床下乡。”他叹了一声,“那寒风走的。”

     

    但无论如何,胡耀纯的钱包慢慢鼓了起来,虽然两口子根本没时间花钱。一年后,铁路俱乐部走了个琴手,他老婆终于也到了四平。他们住在剧场替员工租的屋子,一个房间四对夫妻,上下高低床。每张床都围着一层布帘。“那时候,无论冬夏,我们都穿着睡衣睡觉。”他说,“但是,屋里也热闹,也不觉得有什么。”

     

    对胡耀纯来说,这些生活上的艰苦都是可以克服的。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剧场的二人转不是他所熟悉的调子了。演员不再以“唱”为主,20分钟的表演,说口可能就要占去15分钟。那些笑话也是他不能接受的。“那就是扯犊子,埋汰人”。他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演员现在居然会拿他开起玩笑来,而他之前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坐旁边搞乐器的。

     

    时间一久,演员们也琢磨出道理来。只要胡耀纯一从乐队里走上台,观众就乐,好像笑的就是他那份拘谨和忸怩。慢慢地,他也会配戏了,偶尔说几句话。有时演员提前告诉他五句,他至少也能记两句。到最后,他觉得这一切都已不是问题。他胆子也大了,可以主动说几句逗乐的话。两年后,他已成为乐队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月薪涨到了两千七百元。

     

    钱挣得不少,但胡耀纯还想挣得更多。他打算买一辆车,方便下乡演出时带上道具,还能在天寒地冻时躲车里暖和暖和。他告诉儿子自己要提车去。儿子很高兴。等他把车开回家,儿子瞅了一眼,对着车皮踢一脚,说,“哎哟,啥破车!”

     

    那是一款灰白色的羚羊车。在四平铁路俱乐部,胡耀纯可能是最早买车的几个人之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像其他东北人,他这款车不是用来充面子的。他在这方面的稳重和现实,朋友们也都知道。“但每次发工资,演员们拿厚厚一叠。”他说,“而我们只有这么薄一层。”他比划了一下,摇摇头。到了2008年,无论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意识到两口子也许该转行了。

     

    “谁知道二人转现在变成这样子呢?”他说,“也许是赵本山帮了忙?”多年前,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唱二人转的料。但现在,他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

     

     

     

    不去东北,你可能永远不知道剧场里在发生什么。“你想看什么?综艺的?我们有。嘉宾反串的?我们也有。传统的二人转?我们还有。”李晓勇说,“搞笑的?当然有。没有搞笑,东北二人转就不会这么火了。”

     

    2013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坐在长春关东剧院的楼下喝茶。李晓勇和冯盼盼看起来和二人转毫无关系。他22岁,穿一件黄色羽绒服,稚气的脸庞还留有青春期的痕迹,但说话却挺老气。她24岁,黑色羽绒服,化着淡妆,是个时髦漂亮的女孩。她负责泡茶,他在一旁玩笑式地吆喝。谁能想到这对年轻人已说了五年的二人转。

     

    他们俩在长春的和平大戏院认识,同是青年团的学员。冯盼盼是家里唯一唱二人转的。李晓勇的父母却都是演员,年轻时就在四平到处演出。他的大姐在骆驼岭水库出生,二姐在秀水出生,他出生在桑树台,还有个小弟,又出生在另外一个地方。13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吹唢呐,花八百元买了一台电子琴,原打算让他进乐队,但眼看着乐队没有演员挣钱,他们把他送到了长春。

     

    2007年夏天,李晓勇和冯盼盼在朝阳镇开始了第一场演出。他以“绝活”见长,变点小魔术,玩一些别人不会的乐器。和胡耀纯一样,也是他扮丑,盼盼扮俊。十天后,他们俩挣了三千块钱。盼盼买了件衣服犒劳自己。晓勇则是拿去吃。有次他们去乡下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李晓勇临时表演了个绝活。他拿出一个牛犄角,对着嘴就吹出了调。所有人都感到新奇。胡耀纯那天也在场,他后来对我说:“晓勇不愧是大城市来的,什么都走在前面。”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成了朋友。

     

    冯盼盼常说,二人转这一行,无论走到哪里,几句话就交上了朋友。演员们碰到一起,首先就问“哥你好,新来的哈?”或者是“老弟你从哪来的呀?跟哪学的?”没多久,他们就可以打电话互相邀请对方来演出了:“我们这儿还缺一副架,要不你们过来玩几个月?”

     

    那年秋天,李晓勇和冯盼盼被邀请去了上海,听说那里的钱特别好挣。那是他们俩第一次出远门,买了两张卧铺票,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他们在下午三点抵达上海,吃了晚饭,就被拉上了车去赶场。第一场是个小迪吧,主持人一报二人转,台下就爆炸了。“嗷嗷喊。”晓勇说,“没想到二人转在上海也那么受欢迎。”

     

    他们一共七副架,十四个人,住在一套租来的两居室。每天晚上,老板派车过来接,然后就是一个场子一个场子的赶。到了圣诞节,完全忙不过来。“上场先说点搞笑的,我俩再吹个萨克斯或者演段小品,二十分钟就结束。”晓勇说。有时他们一天要赶五个场。三个月后,晓勇突然意识到,这么做下去,对他们并没什么好处。如果一直待在上海,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有什么进步。那时,就像所有二人转搭档一样,他们俩已经谈上恋爱。2008年春节前夕,他们决定回到东北。

     

    在吉林,李晓勇之前交上的朋友们已散布在各个地方剧场。那是二人转在东北最火的时候,四处缺人,许多剧场一票难求。在老家过完年,他和冯盼盼一起去了四平铁路俱乐部,和胡耀纯住在了同一间屋。那是他们友谊的真正开始。“纯哥那两口子人太好了。”盼盼说,“对朋友是真热情,真实诚。”他们在那里唱了几个月,临走前,建议胡耀纯别搞乐队了,当演员吧。

     

    在二人转这圈里,剧场和剧场之间是通气的,演员也如此。一对演员在某个剧场唱久了,观众没新鲜感,就得换一批人。离开四平后,李晓勇去了辽阳。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料到,随后四年都将在各个城市漂来漂去。“哪都走。”他说,“哪里有剧场,我们就去哪儿。”往往是电话一来,第二天就拎起两个行李箱上了火车。

     

    2009年,李晓勇用赚来的钱买了一辆大众速腾车。他们可以带更多东西上路。自己喜欢的被子,床单,更多道具和衣服。有时候,他们已不记得到底去过哪些城市。也许是海拉尔,因为那里冷得够呛,也许是天津、威海、秦皇岛。“哦,佳木斯——我们刚从那里过来。”

     

    在长春,关东剧院并非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剧场,它打出的旗号是二人转传承基地。就像李晓勇所说,无论你想看什么,这里都有。对于剧场老板来说,李晓勇和冯盼盼是年轻一代二人转演员中比较特殊的一对。他们俩的定位是“时尚”和“感人”——老板说,你将会看到一场《泰坦尼克号》式的表演。

     

    一个周五的傍晚,舞台布置得如梦如幻,但剧院的观众却不多,甚至稍显冷落。首先上场的,是春晚式的歌舞集锦。然后来了一对中年演员,表演了一段扇子舞,唱了一段小帽,算是照顾到老观众。接着是个轰隆隆的“摇滚”青年,轰了几首流行歌后,李晓勇上场了。

     

    他穿一条小丑半截裤,系着红围巾,上场先说了五分钟笑话,提到了江南style(没人反应)、钓鱼岛和日本人(台下掌声一片)。当观众似乎感到有点厌倦时,他来了个流行歌曲模仿大联唱。时间已过去二十分钟。冯盼盼终于上场。

     

    “在台上,她是我搭档,在台下,她是我女朋友。”晓勇说。

     

    突然,灯光暗下来,音乐变得舒缓。他开始讲述他们俩的爱情,一个受到女方家庭反对最后却挣破重重阻力在一起的故事。他拿出一顶雨伞,伞尖绑了一瓶矿泉水,仿佛浪漫的雨丝流向舞台。

     

    剧院老板说得没错,这是一场令人意外的二人转。我朝观众席望去,没什么反应。也许他们也不知道,在此刻是鼓掌比较好,还是安静更好。而我之前从未听他们俩谈起过这个故事。它是真实的。但那天晚上,它让我有种错觉。我仿佛从未见过舞台上那两个人。

     

    四平艺人
    李晓勇和冯盼盼。

     

     

     

    “站在舞台上,我没有华丽的语言,不该保你们发财呀挣钱呀,没有用。今天我站在这舞台上,给我鼓掌的好哥们、好姐们,兄弟就一句话,在这个舞台上我将日夜地祈祷、祈祷您家中的老人、孩子永远健康,长寿平安。平安呢!”

     

    这段毫无幽默感的话,仍然被胡耀纯记在了他的本子上。2009年的某一天,他和老婆开始有意识地记录这些“说口”。现在的二人转有个好处,唱得少,意味着伴奏也少。他们俩大多时候都闲坐在舞台侧面。尤其是他老婆,毕竟做过老师,写字很快,还会几句英文。演员在那边说,她则低头在本子上写。有时只是一句话:

     

    “玩意不大把人迷,谁要是尝到滋味谁就舍不地。”

     

    有时候,是一些重要的转场段落:

     

    “刚才下去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是人是妖啊,做变性手术了,下边一刀割扔了,你败家玩意儿,你给我呀,你要不给我,你给xx呢,xx就爱吃那筋头巴脑,朋友们,我这辈子,新车也开过,二手车也开过,就他这改装车,我还真没开过。那他爹妈从小屎一把,尿一把,花20多万培养这么大,望子成龙,望子成龙,我看要成凤了。”

     

    一旦起了改行的心思,胡耀纯开始处处留意。老婆在剧场先胡乱记下,回到家,再工整地抄到另一个笔记本上。他随身带着,随时背。胡耀纯知道,要想成为一名演员,他最缺乏的是“说口”和“绝活”。至于唱腔,记下唱词就好了——他曾在剧场完整地记录了好几个小帽,够用就行。他说,这年头,谁也不会听像董孝方唱的那些成套老戏。

     

    两口子开始私下练习。搞笑的段子,他们可以各自背诵,等宿舍没人时,再互相对一下。但唱腔实在不方便在房间练,会打扰其他人休息。有时候,胡耀纯就带着老婆,开车来到城外的树林,插上MP3,伴奏从车里的喇叭传出来,两人就在野地里开唱。

     

    胡耀纯知道这是偷学。但如今这二人转,大城市的演员学刘老根大舞台,小城市学大城市,像他这种经常去乡下的,什么都可以学。而且铁路俱乐部谁都知道他在学这些东西。最难学的,其实是绝活。那得亲自去问演员。关系处得好了,人家自然告诉你。胡耀纯的人际关系向来就是最好的。

     

    铁路俱乐部的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胡耀纯却一直没动。他的小本也越来越厚。2011年春夏之际,俱乐部停业装修,终于逼着他迈出了演员的第一步。有一次,他老婆向我回忆起那段怯生生的日子,说,一开始上舞台,脑子里的话全忘了,只能靠他的绝活撑下去。“但其实没事儿,多说几场,就习惯了。”胡耀纯安慰她,“只要别害怕。敢耍。”

     

    “你看不出我们以前都很内向吧?”她对我说,然后自己先笑了,“慢慢就放开了。”

     

    今年春天,铁路俱乐部即将装修完毕,再次开业。老板给胡耀纯打电话,问他是否还想去。他说仍在考虑。我曾问他对未来有何打算,他支支吾吾,也没想好。有次他说想开一个乐器培训班。另有一次,说想开个婚庆公司。无论怎样,他知道都和二人转脱不了干系。

     

    江湖上有句老话。对传统艺人来说,第一我要活下去,第二我要活得更好。胡耀纯似乎从没有特别远大的目标。如果非要往回看自己的二人转之路,他笑着说,就好像这辈子都在收集资料。以前收集乐队,后来收集演员。到最后,他自己终于成了演员。

     

    四平艺人

    四平艺人
     

     

     

    腊月初十,梨树县东河乡胜利八队的贺家有个儿子结婚。凌晨四点半,胡耀纯就在楼下把车点燃。连日来的寒冷稍稍过去,那天气温只是零下二十度。他戴一顶厚棒球帽,明年又该换发型了。汽车开出小区,先去了一家仓库。他搬出四、五个大包,放进后备箱。这一次,新郎家自备音响,他不用带。不过,他又是一夜未眠。

     

    六点四十,他们到了一个村子。贺家人早已在门口的雪地里搭了个大棚,棚是透风的,但里面有个火炉。两口子把东西搬下车,挪进棚里。插上稳压器、电源、功放、电脑,再接上音响,一首《老婆最大》就从棚里飘了出去。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他站在火炉边,点燃了一支烟,说,今天来得太早了。

     

    客人们陆续从附近赶来。屋里炕上都坐了人,剩下的只好挤到大棚里。胡耀纯和老婆走到前面,那块小空地就是舞台。就像一百多年前的二人转那样,他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开始扮相。他脱了外衣,套上一件花绸衣,一条大红格子裤,取下帽子。与此同时,老婆拿着话筒开始说话。她背了几段本子上的说口,不好笑,但却是场面话。然后她说,给大家先唱几首歌吧。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唱歌。她看起来很轻松,不过又带点天生的拘谨。胡耀纯站在离她一米不到的地方,看着底下的观众,似乎很疲惫。不过,歌声带来了清新的感觉。她唱道:“爱上草原爱上你,爱上这晴朗的天气。”

     

    棚内开始热烈地鼓掌,老人、小孩、抽着烟的大爷,目不转睛。大棚外正炊烟滚滚。远处是几户农家,几垛玉米杆,还有看不到边际的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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