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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志】《我在伊朗长大》

    2016-06-27  |  壹纸尾巴  |  微信号:mycoiour

    《我在伊朗长大》作者和她经历的动荡年代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伊朗因地缘政治成为美国在中东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阿拉伯世界推动的石油危机,令伊朗从中获取暴利。以上两大因素的贡献,伊朗在1972年至1979年之间,年均GDP发展均保持在10%上下,1976年甚至超过了15%。

     

    在这一背景下,国王巴列维开始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目标在于让伊朗成为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这一改革的成效是看得见的。

     

    70年代的德黑兰,处处在施工,沿用西方理念设计的新型高楼叠起,股市热闹非凡。年轻人在听西方流行音乐,准备托福,为去美国留学做准备。那时候的伊朗人在欧洲是贵宾,是来旅行度假的有钱人。

     

    然而,国际环境的天时地利让伊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让其迅速崩溃,因为这场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且借助西方力量的,所以缺乏人和,缺乏国人对利益分配,文明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共识。虽然巴列维国王也采取白色革命等措施,期望让这个国家的穷人受益,但效果甚微。权力的不平等,导致各种各样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国家改革所得的好处缺乏适当分配的渠道,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于是巴列维政府也许不得不过分依赖美国而维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利益,但却让自己摆在了民族的对立面。如果伊朗当时没有2万美国人渗透在伊朗的各个部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围攻美国大使馆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巴列维国王自己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国王政权的合法性,其权力来源来自贵族,来自认同君主制或从中获得合法性地位与利益的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掌握国家资源的权力机构,也是改革的执行者。他们是从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权钱交易发财的人,却绝对不是最期望改革的人。改革会让推动改革者下台,而是否已经有足够强大的新生力量继续推动改革?如何从经济改革转型到政治改革,从国王专制,皇亲贵戚掌握国家资源到实现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的,法治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时间表?

     

    国际社会的动荡也非巴列维国王本身可控。1970年代整个中东就是美苏较量的漩涡。伊朗开罪不了苏联。伊朗北部阿塞拜疆问题背后是共产党,是苏联,但同时也涉及到民族感情、民粹等问题。另一方面,伊朗的安全由美国保障,国家经济支柱的石油产业是与美国人合股经营,又由美国技术人员掌控上游下游的各个领域。这里又存在问题,一方面要发展,要在冷战格局中找到恰当的位置,生存空间,一方面又要让国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穆斯林主体去理解伊朗、以色列、美国的同盟关系。

     

    国内、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显然已经超越了巴列维国王及其团队的能力与智慧。国王后来发现,改革必须依赖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共识,时机以过。他已经不能让人民相信,这场改革将解放他们的权利。于是,1979年,情况终于失控,先是军队镇压,后来军队都开始倒戈,巴列维国王被驱逐出境随后,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博弈。最终,伊朗选择了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选择国有化为国家经济形式。也许是伊朗人对“公正”的渴求已经高到失控的地步,连熟读马列的左派共产党们都被穿长袍的教士打得落花流水。

     

    政治动荡,外加两伊战争的消耗,让伊朗在整个80年代GDP几乎都是负增长。伊朗人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大足以让城区百姓怀念当初腐败的巴列维王朝了。

     

    以上,是你在读《我在伊朗长大》时所需要了解的背景知识。

     

    玛赞·莎塔碧是在伊朗长大的女画家,《我在伊朗长大》是她以亲身经历画的漫画。1979年,玛赞·莎塔碧不过10岁左右,随后她和她家庭经历了伊朗历史上那段最动荡、最不幸也最他妈无聊的年代。这让她和王二和方枪枪等喝毛主席的奶成长起来的我国青少年儿童一样,有了自己独特的体验。想一想,历史的大变革就那么突如其来的改变了10岁小姑娘的命运,不断地挤压她的生命。她比生活在和平国家里的孩子要面临更多扭曲的现实,忽然她的叔叔死去,忽然她的同学的父亲死去,忽然她要戴着盖头,忽然她和同学开派对要进监狱,忽然学校教育他们要说谎,要抑制自己的个性。他妈的,该死的政治就这么扭曲着伊朗青少年的心灵。而她就是在这样环境里经历了青春期,转学N次失败后,独自去奥地利留学,还谈了几次恋爱。没有人一出生就知道生命的答案,小玛赞只能在成长中不断选择,不断反思以获得对生命、对世界的看法。所以,玛赞诚实地告诉我们,她有时候活得很保尔·柯察金,很虎胆龙威,怒海狂花,但有时候也困惑、迷茫,胆怯、逃避,也曾经走在寻找加州酒店的路上。反正,她就那么长大了,而且当了个画家。

     

    其实,一定程度上说,玛赞·莎塔碧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好的家庭。父亲是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皇家贵族。这一背景让玛赞·莎塔碧有足够的机会去想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而且不用那么务实,而且可以受一些良好的教育,过一个体面人的生活,可以享受到一家人开车到德黑兰外面去郊游的快乐。这是天大的幸事。好的家庭和好家庭教育是她在成长过程中维持拥有并坚持自己标准不像畸形社会屈服的基本保障。

     

    为什么要画这么一本书?玛赞·莎塔碧说,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他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为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这些人就是那些在政治动荡中不屈服命运的人。他们的闪光点在人性。玛赞·莎塔碧也是一样,艺术家根上说,也是一帮对人文价值、对人应当怎么活着才对这样的命题特别较真的人。她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用句俗话说,她画了一个讲人性的故事,特深刻。王二在文攻武斗中长大,方枪枪喝毛主席的奶长大,玛赞•莎塔碧在伊朗的革命、卫国战争、伊朗式的文化大革命中长大。和前两者相比,玛赞是个女孩,而且有机会受好的教育,这是她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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