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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女毒枭

    2016-09-13  |  正午故事  |  微信号:noon-story

    她起初是赌博,然后吸毒,接着贩毒。眼睛也一点一点看不清了。她的家成了毒品小卖部,马仔也越来越多。她总说自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但她只用了三年,就成了一名毒枭。她没什么朋友。被她席卷而去的还有她的家人。

     

    盲女毒枭

     

    盲女毒枭

     

    文 | 李纯

     

     

     

     

    三十多岁时,她觉察到一些症状,比如夜盲。她喜欢赌博,后来去赌场,就需要有人陪着,天黑了她看不见。这个病是家族遗传,到一定年纪脑神经萎缩,夜盲慢慢恶化,变成白内障。她的父亲和哥哥都被遗传,几近失明。每隔几年她会做一次手术,有次在南京第一眼科医院动手术,因为对其中一件药物过敏导致休克,险些丧命。手术的效果甚微,到2010年,她的视力恶化。2011年,她几乎看不清什么了。那年她满五十岁。

     

    听人说,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染上毒品的。赌场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人拿冰毒叫她吸,她想吸一口没什么,却再也戒不掉。她以贩养吸,做起了毒品生意。平常,她吸毒就在位于集庆门的家里。她把房门关上,在卧室对着阳台的一张桌子上用冰壶烤着吸食。每天有人找她吸毒,有的自己带货过来,有的是她请的。很多人想认识她,是为了免费混吸两口。

     

    在南京集庆门一带,她名声很广。想从她手上买点冰毒的,都得敬她几分,称一声“陶姐”,熟悉点的朋友叫她“陶子”。马仔们都知道,“陶姐是发大货的。”

     

    陶姐的真名叫陶光玉。陶姐个子小,一米五五,身材有些胖,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她中长发,发梢带点卷,眉毛像一弯细细的月亮,是年轻时候纹上去的,眼睑也纹过。她失明后,依旧维持化妆的习惯,就是没法精致了,只能对着镜子模模糊糊地抹点粉,再摸索着擦上口红,也能看得出旧时的绰约。

     

    关于陶姐的经历,有很多传奇的部分,现在很难去确认了。有时她和别人聊起,倒会说“我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

     

    她自幼在江宁区陆郎镇上长大,高中毕业以后,在江宁东山修电器。陶姐年轻时候很漂亮,颇像影星关之琳。个子虽然小,但身材丰满,皮肤雪白。她18岁和镇上一个摆水果摊的男人结婚,19岁生了女儿叶美娜。没多久,她的老公生病死了,她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她跟过一个残疾人,是个独臂。男人很暴力,经常打骂她。她后来还认识一个大学生,两情相悦,但男方家庭不同意,那段感情最令她遗憾。27岁,她在东山街开灯具店,认识了一个台湾人。1993年他们结婚,她把女儿留在陆郎,独自一人跟随他去台湾生活了几年。在台湾,男人做灯具,她开酒吧,生活风光,赚了很多钱,她对别人说台湾的明星猪哥亮也很仰慕她。

     

    2000年,她回到大陆,和台湾丈夫两地分居。丈夫每年到大陆三四个月陪她生活,给她带一些钱,大约一万美金。他们在2010年分开。

     

    回到南京之后,起初她仍开灯具店,接着在莱迪开服装店,都不长久。她痴迷打麻将,在麻将档能呆上几天几夜,陆郎镇的赌博猖獗,她会开车去陆郎赌博,一晚上的输赢有十几万元,桌子上的钞票都是红面的。

     

    服装店倒闭之后,她开始放高利贷。每天的生活剩下要债和打麻将。在麻将档,她的口碑很好。一是牌桌上风云不测,难免有手头紧的时候,但她从来没有拖欠过麻将档的钱;二是她不小气,性格豪爽,什么人过来她都能聊上几句,有时牌友问她借个一千两千的,她也不吝啬。后来她贩毒,她曾经试图发展麻将档里的牌友成为她的下家。

     

    要找陶姐并不难。沿着集庆路往北走到来凤街交叉口处,有一间花店,花店的右手边有一扇红色的大铁门,迈进铁门有一栋九十年代建的七层楼房。她住在三楼。房子是2002年买的,当时花了26万,前后翻修过两次。最近一次翻修,她让手下的马仔重新买了一台保险柜。

     

    房子约70平米,陶姐住靠左的主卧,和阳台相连。有些人是电话联系好了再买,有些熟人直接上家里买,提出要多少货,陶姐拿货给对方。货提前分好,用不同规格的封口塑料袋包装,放在柜子的抽屉里。有一盎司装的,24克,算大包,有6克的,叫“四分之一”,最小包的是1克。

     

    很多日常的毒品交易在这间卧室完成,陶姐也是在这儿被抓的。2013年5月14日,有人从深圳带货给她,刚完成交易,警察冲了进来。她验货的时候吸了几口。那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吸毒。三年后,她在南京市看守所被执行死刑。

     

     

     

    那天被抓的除了陶姐,还有她在陆郎镇的父亲、哥哥和嫂子,以及哥哥的女儿。这件事在陆郎镇闹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把全家都卷进了毒品。在陶家,陶姐最小,排行老三,却是家中唯一一个走出陆郎镇的人。陶姐在外发迹后,陶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她在陆郎菜场旁买了一套两层的门面房,哥哥在一楼经营一间烟酒店,每年收入近十万元。她的父亲和母亲住在二楼,平常由哥嫂照顾。父亲是盲人,母亲是瘸子,右腿膝盖年轻时被冻伤,信仰基督教。每年,哥哥交给她五千元房租,她把这些钱算作老人的抚养费。她也出钱为她姐姐家盖房子和承包藕塘。陶家人爱钱,会经营,在镇上颇有些名声,这名声多半是陶姐带来的。

     

    兄妹三人中,只有陶姐的姐姐没有瞎。姐姐是全家的老大,小学没读完便辍学务农。和陶姐相比,姐姐样貌平常,老实本分,没那么精明,嫁给了一个酒后暴力的丈夫,性格中有农村妇女惯有的懦弱一面,姐妹俩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爱打麻将。

     

    2012年,姐姐去她那儿给她烧饭,打扫卫生,相当于保姆的角色,陶姐每个月给她一些钱。有几次,陶姐让姐姐替她送小包的冰毒到楼下交货。那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的姐姐两次下楼交货,第一次是6克,第二次是0.4克,被人举报,警察逮捕了她,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同时,警察在集庆门的家中搜出约65克的冰毒,陶姐作为主犯也被抓了,但和姐姐不同,她因眼部残疾而取保候审,没有被关押。这是她第二次贩毒被抓,第一次是在2011年,她被判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考虑到她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被监外执行。

     

    眼疾似乎反而为她贩毒带来某种便利。在集庆门一带,陶姐的家几乎是个公开的毒品小卖部。她心存侥幸,认定自己是盲人,即便被抓也无法入狱。甚至外边传言,陶姐和警方有合作关系,是个线人。到后期,进货量越来越大,她不藏着,把货倒在大碗里,碗放在桌上,马仔像分面粉一样将冰毒称重分装,包装后的冰毒搁在卧室的柜子里。有马仔开始从她那儿拿货,再卖,变成她的下家,每卖一克冰毒她分给下家50元。除了冰毒,她发出去两百多万的高利贷,她也依靠冰毒让吸毒的人帮她要债。

     

    在陶姐的下家中,有一个人比较特别,是她的侄女陶佳佳,是她哥哥的女儿,长期住在陶姐家。每个月陶姐给她三千元,做一些跑腿的活。比如当她的眼睛,陪她打麻将,搀扶她下楼,帮她跑银行。后来,陶姐把集庆门的房子过户到陶佳佳名下,以她的名义抵押贷款120万元,用于放债。但这些琐事尚不构成犯罪,直到2013年初,陶佳佳怀孕,她开始参与毒品交易,帮陶姐发一些小包的冰毒,陶姐每个月给她五千元。

     

    陶家人中,陶佳佳某些方面和她的姑妈相似。比如头脑灵活,办事利落,个性争强好胜。她在南京读的大专,是学校里的学生会干部。有一年暑假,她在陆郎的赌场跟着桌上的人押输赢,一个暑假赚了3万元,她用这笔钱学姑妈放贷,每个月的利息是900元。她爱财,精打细算,贩毒之前,靠打零工存了10万元。另一方面,她又有小镇女孩传统的一面,比如不抽烟不泡吧,不乱交男朋友——她唯一的一次恋爱是和她的丈夫,他们是邻居,青梅竹马,相当于两个家庭的媒妁之言。婚后他们买了一套房子,欠了40万元的房贷。或许为了还清贷款,当她的姑妈告诉她“怀孕是铁保,警察抓住了也会放了的”,她便答应了。

     

    陶姐的姐姐也有个女儿,叫方雪,比陶佳佳小5岁,从小一起长大,姐妹俩感情深厚。从2009年开始,她们同住在陶姐家的另一间卧室。由于常常有人来吸毒,烟雾很大,气味熏人,她们回来之后就直接进卧室。后来方雪交了一个男朋友,搬了出去。2013年年初,陶佳佳给她发短信,“方雪,我也开始卖货了。”“你怎么也开始卖货了?”“想赚钱啊,哈哈。”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陶佳佳回到陆郎镇,和她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坐在一起商量。陶佳佳说:“后面姑妈会把冰毒放在店里面,要是有人来拿的话,就卖给对方。因为我怀孕,爷爷眼睛看不见,姑妈讲即使警察抓到了,也处理不了我们的。”她也考虑到孕妇不能完全规避风险,生完孩子还是要坐牢,于是她对爷爷说:“冰毒由你来负责卖。”

     

    他们商量了一个明确的分工。如果陶佳佳在烟酒店,由她负责送货给买家;如果这个人是生人,她就把货交给她爷爷,让买家到店里来拿,由母亲负责数钱。如果交货时间在晚上,就叫父亲陪着爷爷和母亲送货,确保安全。如果他们被公安机关发现,就都推爷爷身上,因为爷爷年纪大,眼睛也不好,公安机关不能把他怎么样。

     

    商量完之后,一家人觉得可行,但大家都没有说话。陶佳佳知道,等于默认了。

     

    盲女毒枭
    2008年6月5日,南京,警方破获 “02.26” 特大贩毒案,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5名,缴获冰毒6530克。

     

     

     

    见过陶姐的人都觉得她有江湖大姐的风范,你要是表现得没听说过她,她会得意地告诉你:“我陶姐在集庆门很有名气。”她行事张扬,曾多次被带进派出所,她称有些是替人顶罪,因为她是盲人,犯事儿不会入狱,反而有助于她建立名声。之前,她因为赌博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被警察抓过,只是罚些钱。2010年8月,她在家里开设赌场,被查封。12月,她再次在麻将档被抓,那次她不仅赌博,还吸了毒。

     

    在麻将档,陶姐认识了一个男人,名叫陆童。陆童1969年生,比她小8岁,中等个子。由于常年吸食毒品,他看上去黑而瘦,颧骨突出,目光有些涣散。他在南京三星河小学读到四年级辍学,后来一直在南京打零工。他们相识后确定男女关系,陆童成了陶姐的情人。

     

    陶姐一家都不喜欢陆童,觉得他在骗她的钱。2011年12月,在陶姐第一次因为贩毒被抓时,陆童也因为涉嫌贩毒被判刑一年零八个月,在常州监狱服刑。

     

    当时陶姐和陆童都有自己的家庭。对于她在台湾的丈夫来说,妻子出轨,是不忠。他们在2013年协议离婚,此后丈夫再也没有回过南京,如果有人问起他在大陆的妻子,他会恼怒地告诉对方,“都已经过去了,有什么好聊的。”陆童的妻子在江苏盱眙,他出狱以后,和老婆离婚,陆童分得6万元财产。

     

    和台湾丈夫分开之后,陶姐一部分经济来源被中断,但当她开始贩毒,买卖间巨大的价格差,使她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大方、豪爽的做派——一盎司货买进来是3000元,卖出去就翻了倍。只是身份换了,她已经不是一个被丈夫娇养的太太,而成了贩卖冰毒的“陶姐”。

     

    唯一令她感到痛苦的,是她的眼睛。她很少下楼,哪怕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活动的范围差不多从卧室走到厕所。睡醒之后,就吸点毒。要买些什么东西,比如衣服或者食物,一般是同住的侄女们帮忙买。她不需要太多衣服,通常是睡衣装扮。从前可不是这样,她穿黑色修身连衣裙,过膝长靴,像时髦的年轻女孩。没有人能够明白她的痛苦,她有很多朋友,却没有真正交心的。她请过一个保姆,以姐妹相称,后来保姆偷走她一盎司的冰毒。

     

    她唯一信任的大约只有陆童。但信任到什么程度?谁也弄不清。一开始,为了防止别人偷她的东西,虽每况愈下,她还装作自己能看见,只有陆童知道她眼睛的状况。2013年3月,陆童从常州坐牢回来,她叫马仔开车一起去接的他。第二天,她带他去金鹰商场买了金项链、衣服、皮包和手表,花了十几万。她还给陆童买了一台电脑,闲时可以玩游戏。她叫陆童“童童”。陆童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起居,给她按摩,剃脚皮,烧冰壶,也替她管一部分钱。陶姐在板桥新城有一套房子,户主是女儿叶美娜,那儿有一台双门保险柜。集庆路卖货的钱够十万了,陆童负责送过去。保险柜的钥匙由他保管,密码只有他知道。

     

    陆童出狱回来的那天,陶姐对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你不要问我的任何事。”

     

    盲女毒枭

    2013年11月14日,为打击涉毒犯罪,警示公众远离毒品,江苏法院系统集中宣判了68起涉毒案件。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8人。

     

    盲女毒枭

    2014年06月,这是南京玄武警方刚刚收网一起贩毒案件的抓捕现场。15公斤从广东运来南京交易的冰毒被警方成功截获,与此同时,南京的买家也在家中被抓。那个女毒贩已经怀孕8个月,为逃避法律,她曾5次怀孕。图为民警当场清点伪装在茶叶袋中的冰毒。

     

     

     

    陶姐被抓是2013年,但直到2016年6月才被法院公开。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了五起毒品案件,有13人被判死刑。中院的一位副庭长介绍了近几年南京毒品犯罪的案件的一些趋势,除了案件数量增长,最突出的是女性犯罪,尤其是一些妇女利用怀孕和哺乳期,以逃避责任——刑事诉讼法规定,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2013年中院审理的女性毒贩有11人,2015年有25人。

     

    在那五起案件中,陶姐的案子有点特别,她是女性,也是盲人,且屡抓屡犯。这样的案件在全国看也很罕见。一个盲人为什么选择贩毒?即便被逮捕,无论对警方还是律师,陶姐从没吐露过真正的原因。

     

    我试图在南京寻找任何和陶姐有关系的人——她的家人,为她辩护的律师,还有向她购买毒品的马仔。孙爱国是她的一审辩护律师之一,他告诉我,他曾经代理过两起残疾人贩毒案件:一个是陶姐;另一个案子发生在2000年,毒枭是一个聋哑人,是南京的,跑到云南贩毒。那年,中国移动刚刚开通短信业务,打电话四毛钱一分钟,短信息一毛钱一条。那个聋哑人光凭发短消息指挥了整个贩毒网络,而且自制枪支。被捕后,聋哑人被判死缓,在云南服刑。“当时那人60多岁,现在快80岁了,减减刑可能已经出来了。”

     

    那些找陶姐购买毒品的马仔,已很难联系上,他们的手机号码已经更换,打过去不是空号就是关机。我只见到一个马仔,姓王,他一直在陶姐那儿拿货,因为拖欠毒资,他担心如果再从她那里拿,陶姐会把他的钱扣住不给货,转而从陶姐的下家手里拿货。在陶姐的案子里,他曾作为证人被警方询问。我在秦淮区一个老旧社区找到他,他母亲开了门,他正躺在门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我问他认识陶姐吗?他一脸茫然,“不记得了。”我又问了几个马仔的名字,他抬起手挠脑门,好像用力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看上去他不像在有意隐瞒,我突然意识到,毒品可能已经损坏了他的身体。

     

    直到我在集庆门见到方雪,陶姐的面目才变得清晰起来。方雪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孩,是陶家少有的没有涉毒的人。陶姐被抓以后,她搬回集庆门,睡陶姐之前睡的那间卧室。2014年,叶美娜从戒毒所出来,也住在这里。案件发生后的几个月,每晚夜里有人敲门——买货的顾客尚不知陶姐被捕。现在,陶姐和追随在她身边的人都消失了,像被抹去的灰尘。

     

    陶姐被抓的那年春节,方雪去陶姐家拜年。陶姐对她说:“等你妈妈出来我就收手了。”接着,陶姐说:“我想赚够一栋别墅的钱。” 

     

    “也许她想和陆童在一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方雪说,“所以后来想干几单大的,也许后面会越做越大。我当时觉得派出所抓不了她,因为真的抓了那么多次。”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天黑了下来,方雪说:“待会美娜下班回来,你不要和她说话,不要提她妈妈刺激她。”

     

    叶美娜今年37岁。她回来时,我没有向她说明身份,只是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左臂上纹了一只青色的蜘蛛,头发用发箍束住,上面缀满了水钻,在灯光下闪烁。美娜吸毒比她的母亲早几年。年轻时,美娜皮肤白皙,漂亮,喜欢混迹酒吧。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她的生活也漂浮不定。她在北京待了几年,谈过一场恋爱后分手。回到南京,她和母亲身边的马仔交往过,两人经常打架,辱骂对方。一晚,他们再次起争执,俩人一起报警,互捅对方吸毒,美娜被关了进去。冰毒给美娜的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从戒毒所出来之后,她偶尔会有被害妄想症,喜欢自言自语。她犯病时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抛硬币一边说话。她现在是一家饭店的服务员,别人问起,她只是冷冷地说一句:“我的爸爸妈妈都死了。”

     

    盲女毒枭
    2015年9月8日,南京鼓楼公安分局江东派出所民警捣毁了位于大厂某小区的地下吸贩毒窝点。 桌子上摆放着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冰壶,吸管等吸食毒品的工具。

     

     

     

    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分局在侦查另一起毒品案件时,发现陶姐一家贩毒的线索,并将此案移交至南京市公安局技术侦查队,开展秘密侦查。从2013年4月开始,陶光玉、陆童、以及陆郎镇陶佳佳一家的电话全部被监控。他们把收网行动定在5月14日,那天是陶姐收货的日子。

     

    那年4月,陶姐开始从广东大规模进货,货源是一个叫王晓刚的人,送货的马仔叫段平军。从深圳运到南京,行话叫“运猪肉”。4月底,段平军曾将2公斤的冰毒送到集庆门,陶姐支付他16万元。

     

    段平军是四川人,浓眉大眼,陶姐叫他“段段”。段平军曾因抢劫入狱7年,他帮王晓刚送货,每条货提成一万元。不久前,他在老家盖房子问别人借了十多万,向银行贷款了五万,他贩毒是为了还债。警方通过监听得知,5月14日,段平军将交给陶姐三条货,也就是三公斤冰毒。

     

    5月6日上午,陶姐似乎不太放心,打了一个电话给段平军:“一定要找块子大一点的,整点的。”

     

    “知道。”

     

    “你一定要打开就能闻到酸碱味,不要太油,带点亮光,不要太粉。”

     

    “最近紧得要死,现在还没联系。”

     

    晚上,陶姐再次打电话向段平军确认。段平军说:“我跑这边一趟像搞地下活动,这里很严的。我按你要求要大点,干爽,油性,带酸碱味。”

     

    “对,块子要大,整点,你拿个五条也可以,我销路快。”陶姐说。

     

    5月11日,段平军在高速路上拦了一辆从深圳到南京的大巴车,他没在车站买票,上车补的票,票价350元。冰毒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白色颗粒状,颗粒有指甲盖那么大,每袋约一斤白糖的体积。他在袋子上面盖了一件衣服,用塑料袋扎好后放在大巴车下面的货仓里,他坐在靠近车门第三排的上铺位置。次日中午,他抵达南京,坐出租车到汉中门的如家宾馆登记入住。

     

    5月14日上午,段平军打电话给陶姐:“现在方便过来吗?”陶姐说:“方便。”他把三条冰毒装在一个怡宝矿泉水箱子里,打车直接到了集庆门。

     

    陆童给他开的门,陶姐在卧室的床上睡觉。屋子里还有一个叫野猪的人,野猪刚刚住进来,他头脑不好。1997年脑袋被人用铁棍打开花,治好后一直有后遗症压迫神经,尤其是下雨天特别痛。他知道陶姐贩毒,几天前南京下雨,他问陶姐要了点冰毒吸。段平军进屋的时候,他正在隔壁的房间睡觉,因此整个过程中他只见到了陆童和陶姐。

     

    段平军把货交给陶姐。陶姐看了货说,这批货不行。段平军说,这货我拿过来就是这样。陆童从其中的一包毒品中拿出一小部分,用冰壶点好交给陶姐吸了几口,陆童也吸了几口,段平军也吸了几口,这个过程相当于在验货。吸了大约一两分钟,陶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拿起来,用手掂重量,说,其中一袋子少一点。段平军说,有一袋少了一百多克。过了十来分钟,陶姐叫陆童用胶带把毒品缠一下,陆童用胶带从塑料袋中间绕了两圈,只绕了两袋,还有一袋他偷懒没裹。陶姐让他从卧室的衣柜里面拿钱。钱是扎好的,四捆是五万扎在一起的,剩下的七万是一万一捆。段平军把钱装到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里。

     

    过了一会儿,陶姐叫陆童把货送到板桥叶美娜名下的房子里。陶姐叫段平军提货,到了楼下再把货交给陆童,放在摩托车的踏板上。到了板桥,陆童打电话给陶姐,陶姐叫他把货放在厨房橱柜顶部的一个洞里,他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位置。

     

    段平军拿到钱之后,就把钱存进了住处附近的工商银行,数钱的时候发现27万少了900元,他打电话问陶姐,对方“哦”了一声就挂了。

     

    那天下午三点,一个叫姚俊刚的马仔找陶姐买毒品。进房间时,陶姐正在睡觉,陆童坐在床边。姚俊刚经常到这拿货,陶姐叫他“刚刚”。

     

    姚俊刚在一家水果店上班,2012年底,陶姐来店里买了很多水果,他帮她把水果送回家。此前,他听说过陶姐,也曾谋面,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她搭上关系,后来他经常去她家玩,目的是为了免费吸毒。他第一次吸毒就在陶姐家,吸完后三天三夜没睡觉,吃不下饭,心跳加速,像生了一场大病。但到第二次,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他感到非常舒服,毛孔像张开了,整个人通透极了。他在陶姐家吸了不下五次。在那儿,他见到许多和他一样的人。

     

    姚俊刚说:“陶姐,你就拿个四分之一给我吧。”陶姐点点头。陆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长方形女式化妆包,从包里拿了一袋给他。他递给陆童1500元。陆童接过钱,没有数,把钱放进抽屉里。姚俊刚转身要走,他停了一会,说:“钱你要数一下哦。”

     

    然后姚俊刚打开门,警察冲了进来。

     

    现在已经很难知晓陶姐当时的心情,但姚俊刚应该非常害怕,他趁警察不注意,把随身携带的钥匙吞进肚子里——他听说如果肚子里有东西的话,看守所不收。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全都被带走。

     

    当天下午五点多,陆郎镇上的烟酒店到了饭点。陶佳佳一家五人在一楼货架后面的餐厅吃饭。5月1日中午,陶姐和陆童来过一趟,给他们带了一黑塑料袋装的冰毒。陶姐对父亲说:“里面的东西有1500元一包的,有3000元一包的,有5000元一包的,有人来拿就发给他们,400元一克。”他们把冰毒放在一楼厨房餐厅靠墙的一个酒箱子里。按照先前说好的分成,陶姐按进价3000元一盎司,给陶佳佳提供货源,中间的差价归陶佳佳。但陆郎偏僻,生意不好做,两个星期过去了,只有七八个人来买。那天,他们吃饭的时候,警察突然闯进来,在酒盒子里搜出18袋毒品,约247克。

     

    段平军把钱存起来之后,交易完成,他放松了下来。当晚,他没急着离开,而是到夫子庙转了转,晚上八点多,他在凤凰西街一家面馆吃面,被抓住。

     

    九点多,沿江分局对板桥的房子进行搜查。他们搜出了陆童藏在厨房天花板柜子里的三公斤毒品,用胶带缠着,还没来得及分装。此外,还有两只电子秤,用来给毒品称重的。在客厅的保险柜里,他们搜到了70万元人民币,黄金项链,Gucci手表,印有毛主席、弥勒佛和山羊图案的玉佩,4张银行卡和若干印有袁世凯的头像的硬币,陶姐管这些硬币叫“袁大头”。

     

    陶姐接受审讯时,警察问她,公安机关已经决定批捕,还有什么想说的。她说:“我吸毒的时候,别人吸三口我才能吸到一口。我也看不见,我要钱干什么,生活都不能自理,有个人照顾让我活下去就行了。仅此而已。”

     

    盲女毒枭

    2011年6月21日,江苏警方在南京浦口区一偏僻山凹处公开销毁2007至2009年度缴获的近800公斤毒品,黑市价值超过1个亿。

     

    盲女毒枭

    2009年6月26日,南京街头禁毒宣传中,警方展示打击贩毒斗争中收缴的摇头丸等毒品。

     

    盲女毒枭

    2015年06月24日,江苏省公安厅在南京市栖霞区一家水泥厂举行集中销毁毒品活动,现场对近年来全省公安机关缴获的884.3千克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

     

     

     

    陶姐被抓后,一开始,她以为还像以前一样,很快便能出来。因此,她第一次见律师朱跃东时,没有向他说明之前的犯罪记录,朱跃东也认为她是盲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取保候审。但请求很快遭到驳回。朱跃东说,“后来看毒品的数量我知道,肯定是个死。”

     

    2014年9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此案,判定陶光玉、陆童和陶佳佳向他人购买、贩卖冰毒,构成贩卖毒品罪。陆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陶佳佳属于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陶光玉作为主犯,处以死刑。

     

    一审辩护之后,陶姐改换律师,提出上诉。孙爱国曾经建议她承认贩毒,依照“有罪罪轻”进行辩护,或许有改判死缓的可能。但这个建议被陶姐拒绝,她始终不松口自己贩毒,只承认非法持有毒品。2015年4月,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认为陶光玉在司法机关考虑她是盲人没有对她收监执行的情况下,仍继续从事毒品贩卖,贩卖数量大,社会危害性极大,且有吸毒、赌博等劣迹,主观恶性极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不足以对她从轻处罚。

     

    据说,在高院的法庭上,陶姐做最后陈述时,她声泪俱下,说自己被人出卖,是被“活闹鬼”害死的。

     

    从2013年5月14日被抓,到2016年4月20日执行死刑,陶姐在南京市看守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刚进看守所那会,她对警察说:“我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不应该让我在看守所里,我伤痕累累。”

     

    终审判决之后,她终于明白再无生还的可能,非常绝望。在狱中,她口述,让狱友执笔,给家人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她忏悔了对女儿的疏于照料,导致她吸毒精神分裂,她希望女儿一定要找脑科和心理医生咨询治疗,这是她“最后的心愿”,并把遗产全部留给了她。她也吩咐了自己后事:“我的器官全部捐献,骨灰洒向大海。”她怕地下寂寞,让家人一定要烧“几个纸人和一副麻将”,“有人陪伴我就不孤独了。”

     

    信是狱友出狱之后才交到陶家人手里的。拿到信的时候,陶姐已经死了。

     

    4月20日执行那天,她和家人见面。那是被抓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陶姐穿一件粉红色的睡衣,头发扎成马尾,由于断了毒品,她的气色反而看上去变得健康,恢复了红润。陶姐和她哥哥隔着铁栅栏,她知道自己将被执行死刑,哭得很厉害。即便隔得很近,他们却看不清对方。她突然又改了主意,说自己最痛恨的是上天没有给她一双好眼睛,她说,“只把眼角膜捐出去”。哥哥递给她一支烟,他们抽了一会。临走时,哥哥又丢给她一支烟,便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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