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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会,老北京|荐文

    2016-10-08  |  剥洋葱people  |  微信号:boyangcongpeople

    作者迈克尔于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一座四川小城做英语培训教师,并在1997年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那十年,他观察并记录了这个曾被外国记者定义为“史上最大的乡村”的变迁。

     

    去年,他重返北京,“北京就像是前女友,一走近就会意识到为什么当初会喜欢,又为什么会分开。”

     

    《再会,老北京》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写给老北京胡同的情书,本文选自该书后记。

     

    再会,老北京|荐文
    一位老人骑车穿过北京胡同。图片来源:Fred Dufour/Getty Image

     

    文|迈克尔·麦尔  译何雨珈

     

    2008年4月25日,趁着破晓前的黑暗,“无形巨手”四处游荡,走过我们的房子,沿着胡同逡巡,在延寿街略作停留,在四合院与商铺的外墙上贴上白色的布告。天色微亮时,我去上公共厕所,在路上看到了这些布告。一群人聚在贴了布告的店外,店主是我一个学生的父母。“拆,”他妈妈像打招呼一样跟我说了这个字,脸上闪过一丝无助的苦笑。男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说,虽然现在赔偿金还是八千多块钱一平米,到他们要搬的时候,肯定得涨个十倍。“今年夏天要开奥运会 了,”小巷里的鱼贩子边说边挥挥手让众人散开。“政府可不想自找麻烦。”

     

    我和所有人挤在一起,扫视着布告上指名要拆的胡同和四合院住家:排子胡同(八座)、樱桃胡同(七座)、三井胡同(一户)、大耳胡同(一户)以及琉璃厂,就是那条古玩街。之前北京已经将街上的老建筑都拆了,盖了仿古的新楼。那里要拆的地方包括八家商铺,北京历史最悠久的邮局,以及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开办者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院长,在这里展出他从被拆除区域的废墟中搜集到的艺术遗迹。我的目光继续往下搜寻,看到了杨梅竹斜街几个字,后面是两座四合院的门牌号。都不是我家。

     

    大多数即将被拆的住家都在延寿街上,这里将进行拓宽,以便车辆通行,增加停车场地。布告上列出的一百个地址囊括了这个片区所有的核心商业,都是些做小生意的小店,有的是餐馆,有的卖杂货,它们给纵横交错的胡同,也就是京城的静脉、动脉与毛细血管,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与动力。

     

    我手拿着当早餐的饺子来到炭儿胡同小学时,校长说她没听说学校要被拆迁的消息。“我们应该至少可以撑到这学年结束,”她猜测道。接着她又说,剩下这一年不用上英语课了,好让 已经升入六年级的学生们集中精力准备升初中的考试。离开之前,小刘在走廊里拦住了我。她的视力有所恢复,已经把眼罩取下来了。“告诉你个秘密,”她神秘地说,我弯下腰,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明天是您的生日!”她兴奋地耳语道,“我们给您准备了礼物!”

     

    我任由她在我脖子上戴上少先队员的红领巾,然后拿着孩子们手工做的生日贺卡以及一块钱一包的雀巢咖啡回了家。那天下午手机响起来的时候,我希望是老寡妇打来祝我三十六岁生日快乐的。这是我在胡同里过的第三个生日。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她的消息。韩先生和我拨打她号码的时候,总是没人接或是永无止境的忙音。如果拨她孙女的号码,则会出现一个录制好的声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这个电话也不是老寡妇打来的,那头传来一个和蔼动听的声音,说着一口英式英语:“我是前门外购物中心开发商的公关代表。能否和您谈一谈呢?”

     

    此人为SOHO中国工作,这是全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公司之一。最近刚在香港上市,首次公开募股就筹集到十六亿五千万美元。公司的主人是一对富有魅力,双双在财 富榜上有名的夫妻,十分擅长雇用国际上的明星建筑师,将从前的工业区改建成商业与住宅混合的设计,个个工程都光鲜亮丽,十分富有现代气息。

     

    区政府自己的附属开发商资金短缺,无法继续翻新前门大街,于是区政府就请SOHO来继续该项工程,尽管该公司从未负责过遗产保护项目,在利用传统中国设计进行开发方面也没有经验。不过,在法律法规的限制这方面倒是不用担心,“无形巨手”早就忽略了遗产保护条例覆盖的地区,比如老张的旧房子、刘老兵原先的面馆,以及我的邻居韩先生的老店面曾经所在的地方。

     

    现在,SOHO全权掌握着这片古老区域的命运和未来的面貌。三年前我刚搬来大栅栏时,就一直试图要采访这个公司,先是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发去一封邮件,请她就自己所说的,北京将会有“自己的柯布西耶”这句话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和评论。我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直到现在,SOHO的公关部听说我在写这本书,就找到我的号码,打来明确表示公司的观点和立场。

     

    代表问我,我是否考虑过,前门这个工程让开发商有多头痛?新的建筑将会呈现古老传统的面貌,这一点倒是暂时让保护主义者们不再闹了;但接着又有各种关于细枝末节的争论,比如该安装仿真树还是种上开花结果的真树?这些琐碎的争论和各种关于改造的建议让SOHO深陷其中,蓝图至少已经修改了三十六稿。就连从没访问过北京的查尔斯王子都对该开发工程深表不以为然,宣布他名下的建筑和城市化基金会将会同中国的学者与建筑师合作,保护大栅栏周围的胡同。

     

    “您要弄清楚,”SOHO的公关代表说,“公司很明白这项工程将展现北京对其老遗产的态度,其他城市都会学首都的样子,这个结果可能会在全国传播开去。”他想知道,我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可以减少公众的批评之声,显示SOHO真正关心这些问题。

     

    我向这个人提起了老张、刘老兵、韩先生以及其他因为这项工程被迫离开,又因为高昂租金无法回来的人们。另外,我建议说,如果保不住曾经让这里充满活力和生气 的社区,那么,SOHO要留住这个地方的感觉,至少可以留下胡同原有的交错格局以及各自的名字;还应该时刻牢记,这个地区仍然住着很多老百姓,所以不应该 光开设纪念品商店,或者那种售卖随处可买的物品的连锁店,而应该多提供些当地人用得上的商品和服务。SOHO还可以加上一些说明性的标识,详细介绍这个地 区的历史;修建一个滑冰场,代替紫禁城护城河上被关闭的那个;去除那些人工修剪得整整齐齐,随处可见“禁止践踏”标志的草坪,增加对男女老少都有用的,有遮蔽功能的公共空间。

     

    最后,我邀请SOHO的管理层来参观一下炭儿胡同小学、我的四合院,以及周围的胡同,见见那些将被他们的设计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人们。“这样的行动会证明开发商将对这个地区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将这里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 社区,而不是一个毫无人气的工业区。”(说到这里,我心里想象着老寡妇回到四合院的场景,她会对着那些衣冠楚楚、格调高雅的高管们骂道,“听听我的故事, 你们这些傻瓜!”) 公关代表说,他会把我的建议传达给上级领导。

     

    4月26日的早上,我像一只布谷鸟钻出钟表那样,钻出四合院窄窄的门,想赶紧去公共厕所方便一下。来到延寿街时,我发现昨天清晨“无形巨手”经过之后,有其他的手涂抹和撕扯掉了贴在墙上的白色拆迁通知,让上面的命令难以辨认。这本是愤怒的居民们无济于事的行动,但在与世隔绝的胡同之中,却会给人一种错觉,决定胡同命运的,是住在这里的人们。

     

    走过几个街口,就能看到捡垃圾的人们在朱老师童年住所的废墟上拨来拨去;这儿看到一个洗手槽,那边捡起一个破破烂烂的箱子,还有个支离破碎的人体模特。还是小姑娘的朱老师曾经爬过的那棵漆树上,贴着一张寻狗启示,一只“身长六十厘米,宽二十厘米,是一位老太太最好朋友”的小狗走丢了。过去,她的四合院将这棵树团团围住,现在,它只能孤零零地站着,远远望去,好像废砖破瓦上长出的巨大惊叹号。

     

    就在沃尔玛的边缘,仍然有一些人选择到后街小巷买东西。小贩们推着平板三轮车,售卖着家常糕点、当季水果,还有旧货衣物。不久,他们也将无影无踪。他们去向何处,没有人知道。“去了外面,像我一样。”朱老师猜测道,指向“无形巨手”要所有人去的,遥远的郊区。

     

    放假之后我就很少见到她了。只有她从自己位于四环外的新家打车来市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见面聊一聊。她怀里总是抱着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宝贝儿子。她的产假有整整一学年。离开炭儿胡同小学的日子,她一面养育自己的大胖小子,一面照顾爷爷奶奶。过去我们的谈话都是Mocky和“拆”,通往沃尔玛的胡同上,一个小男孩正在练武术。现在则变成了她的儿子和舒适但却孤独的郊区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南二环内的陶然亭公园见面,就在她和丈夫过去住的四合院附近。2008年年初的时候,这座四合院和周围的胡同被夷为平地。朱老师一点也不想 念那座大杂院、蜂窝煤炉子,以及公共厕所。不过,她很想念这个公园,它给老人小孩提供了很开阔的公共空间,大家可以在里面练太极、吊嗓子、下象棋。还有很多闲逛的老婆婆,最喜欢拉着小婴儿逗上一逗。朱老师的儿子就很受欢迎。“他真是又白又胖!”一个女人用中国人对小孩的最高赞誉评价道,然后问也没问就从婴儿车里把孩子抱了起来。

     

    我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朱老师絮絮叨叨地抱怨着自己因为怀孕而增长的体重。在我看来,她仍然瘦得像一根葱,周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她向我诉说着新房子的一切: 离市场太远,等公交时间太久,整日和爷爷奶奶待在家里,两位老人还没有交到新朋友。她一面说着,目光一面掠过我的肩膀看着儿子。几个妇女正捏着孩子的小脸蛋。“你们俩可真幸福!”几个妇女对我们说。朱老师懒得去解释,带着狡黠和顽皮,捏捏我的手。

     

    她把“咯咯”直笑的小男孩送到我怀里,我把他的光屁股放在我们身边厚厚的绿草地上。“别!”周围的人们喊了起来。一位老太太在草坪上抹了一把,摊开手,上面有一层白白的粉末。“农药!”她有些埋怨地告诉我。“他们真应该在这儿放个警示牌。”朱老师皱了皱眉头,张开双臂,我把孩子还了回去。“我连奶粉都不敢喂给他吃,”她说。“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假冒的,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她朝灰蒙蒙的天空抬了抬下巴。“环境对小孩子来说太差了。我们住的地方灰尘太多了,必须一直关着窗户。他出生之前我都没怎么注意到这些。”

     

    同样的,在胡同被拆之前,朱老师也从没想过相关的问题。“每个人都是那样的,对吧?”她说。“不仅仅是在北京,全世界都这样。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不在乎。就像中国有句俗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们一路迎着阿姨们纷纷伸出来逗孩子的手,走到公园的北门。一排起重机长长的吊臂在空地上投下浓重的黑影,一排排商品房正在拔地而起。陶然亭公园本身被纳入了官方的保护名单,禁止开发。但我很想知道这个名单能管多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朱老师的儿子来到此地,看到的将是什么呢?“他不会记得这里原本 的样子,”朱老师耸了耸肩。“一切都会有翻天覆地的不同,再一次。”她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花半个小时回到自己的新家和新生活。我朝着车尾挥了挥手, 但朱老师并没有回头。

     

    SOHO的公关代表再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颇有点吃惊,虽然他只是想说高管们太忙了,没时间来探访炭儿胡同小学、我的四合院,以及这一片儿的人们。但是,电话里的人告诉我,公司的CEO愿意在百忙之中赏光和我见上一面,听听我想说的话。那天早上,我在四合院的水龙头下用冷水洗了个头,穿上我最看得过去的衬衫,骑着自行车出了胡同,经过前门大街南端。那里本来要植上一块草皮,绿化奥运会时自行车赛和马拉松比赛的场地,但一家餐馆的老板娘拒绝配合,不愿意就此丢了这里的生意,于是现在餐馆周围围上了一层绿色的网纱。周围还有些没有让步的小商店,建筑工人正 在周围筑起高达三米的砖墙。“砖笼”中一间小店的门口,一只训练有素的八哥正尖声吟诵着一首家喻户晓的中国古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三十分钟以后,我来到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北京中心商业区。SOHO那有着玻璃幕墙的新总部就位于其中。这里是非常典型的新北京,没有停自行车的地方;路边没有卖饮料的小亭,也没有任何荫蔽之处。我大汗淋漓地进入SOHO的大楼,十分口渴,而且觉得自己穿得太过寒酸。一个秘书问我需不需要鲜榨果汁。

     

    CEO张欣的办公室非常宽阔明亮,按照极简艺术的风格进行布置。她开口道,“前门是我早年记忆的一部分。”张女士是在北京大学集 中地区的公寓楼里长大的,她回忆起小时候在市中心赶集的经历。“但最近,”在剑桥大学深造过的她英语也带着剑桥口音,“我走过前门的胡同时,发现那一片儿很糟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那简直就是个地上的下水道,孩子在门外蹲下来就尿尿。我从来没想到前门会变得这么破烂。还令我吃惊的是,有那么多居民都是外地人。”

     

    听到“外地人”这个在北京人嘴里多少含有点贬义的词,我的心往下一沉。刘老兵是外地人;韩先生是外地人;废品王是外地人;我的很多学生也都是外地人。多少个世纪以来,外地人在前门外的大栅栏和周围的片区生根发芽,让那里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张女士认真听了我的回应,然后带着一种职业性的魅力,继续说道,“我说过,‘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那片区域需要发展,也需要保护。”

     

    但为了谁而保护呢?与区政府合作以后,SOHO雇用了美国建筑师本·伍德,他设计的上海新天地购物中心再现了这个中心所取代的那些房子与小巷;还雇用了张永和,他的父亲设计了前门大街附近,天安门边缘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两人接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按照一张1950年的老照片,重现前门大街两侧的外墙面貌。

     

    “这项工程并非一个复制品,因为这些建筑必须符合今天的要求和功能,而不是一个虚假的电影布景,”张女士说。“它看上去既要让大家有融入历史之感,又要像今天可以善加利用的房子。和欧洲的城市不一样,老北京是木头做的。现在社会各界都很急切地想要保护还幸存着的东西。大家的认识和觉醒都已经够了。剩下的就是必须去尝试。关键在于注入新的活力。”

     

    张女士口中始终没出现“利益”二字,但也没有问过那里的居民如何看自己片区的变化,更没问过那里有哪些值得抢救的无形元素。这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开发商建楼(和拆楼)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赚钱。我只是有些沮丧,凭着SOHO的资产、影响力与文化,这个公 司完全可以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在这个区域整体风貌不变的情况下将其“升级”到现代标准。然而张女士和她手下的一个建筑师暗示说,他们无法单方面做出任何重大决定。

     

    张永和的公司设计了前门大街一端牌坊附近的两座新仿古建筑。但张先生本人则说,他更感兴趣的是自己给旁边的鲜鱼口做的设计, 那里的一些四合院将会保留下来,作为艺术工作室、商店和豪华住宅。“主要的街道和北京其他类似工程的处理方法差不多,”他从自己担任建筑系主任的麻省理工 学院写电子邮件给我,“这是一个政治工程。所以,很不幸,设计并没有那么重的分量,也没有人特别重视。”

     

    此言不虚。当时的新前门大街还被蓝色锡板包围着,不让公众入内。而SOHO给我计划的新前门大街之旅突然推迟了,因为北京市市长要来工地视察。想要溜进去而遭到拒绝之后,我走过鲜鱼口的 拆迁现场,停在刘老兵昔日面馆的废墟旁。这个面馆被拆掉已经两年了,时至今日还有十几个居民坚守在旁边的四合院里,想拿到更高的拆迁补偿金。

     

    第二天早上七点,一个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跟着我默默走过新建的前门大街。灰色石板铺就的道路中间,一条电车轨道一眼望不到头,两旁是空空的店铺,外墙透着崭新 的“古色古香”的味道。不管规划者的初衷如何,对我来说,这条街就像SOHO的CEO所声称不会出现的那样,是个“虚假的电影布景”。

     

    抛开鸟笼状的街灯不说,前门大街的设计还是有些匠心独运的。每座楼上都挂着原来那栋建筑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块蓝色锡牌,写着过去的门牌号。路旁的山楂树下有一排排长凳,离垃圾桶的距离也比较远,行人可在此歇脚休息。

     

    我信步来到旁边的大栅栏西街,即使是在奥运会前的一番清洗与翻新之后,这里仍有着一种古老的味道,各种旧时的营生照常进行。胡同里的旅社、商店、餐馆、澡堂 和网吧吸引着游客与住户,熙来攘往,好不热闹。在杨梅竹斜街尽头那家正在翻新的古老旅社中,店主康建明一边在电脑上看着一张张我拍下的新前门大街,一边长长地叹着气。翻新这栋两层楼建筑的花费已经达到了三十七万五千美元,是他原来估计的三倍,而且在工人们开始粉刷这座建筑1850年搭上的老木头之后,他就 把这些人解雇了,自己动手负责大部分的修复工作。康建明付钱找人把旅社的外墙修复之后,市领导一纸命令,所有的片区建筑面貌都要统一,于是又来了一批工人,在旅社的灰砖墙上贴上了灰色的瓷砖。

     

     
    工人在北京老胡同里施工。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

     

    “20世纪20年代,这个名叫‘泰丰楼’的旅店是共产党地下党的秘密集会点,”他扯着自己新长出来的白头发说道。“楼上房间里的雕花木屏风是19世纪的老物件。要去寻找老建筑的故事和相关史实真的很难。我签下租约的时候,这里还是铁路局的一个宿舍。”在中心的院落里,他指着一个框起来的拼贴板,里面全是他在修复旅社期间搜集的黑白照片,照片中,有些男人站在东方红柴油引擎旁边,摆着意气风发的姿势。“门前没有牌子讲述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康建明说,“你能写一个吗?”

     

    康建明来自内蒙古,如果开发商和官员都能像这个外地人一样想,这个片区建筑遗产的保护也许就有希望了。“我觉得游客们应该是想看到原始的,真实的北京,”他边说边指着这个自己“倾家荡产”修缮起来的旅社。“如果从头新修一座的话,的确是要容易得多。”

     

    正如两年前政府所预测的那样,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那天,天公作美,没有下雨。也正如延寿街的鱼贩子预测的那样,在奥运开始前将这个片区清拆一空的计划并未按时完成。一个夏日的清晨,我在锄头敲打沥青的声音中醒来,跑到四合院外面,看到一队建筑工人在杨梅竹斜街上架满了脚手架。“他们是要赶在奥运 之前把房子粉刷一遍,把路也给补补,”废品王说。各队工人分散在整个大栅栏地区,进行美化工作,将深灰与棕红的油漆刷在四合院的外墙上,“无形巨手”贴上的一张张拆迁通知也随之被覆盖了。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在巷子里穿梭。家家户户的门廊上都像过节似的挂上了新的五星红旗,在越来越迫近 的夜色里发出红色的光。一群人从刘老兵的面馆里鱼贯而出,来到胡同中。刘家面馆成了一个社区集会点,美味的面条和壁挂电视都吸引着邻居的光顾。“是二手 的!”刘妈妈说。“我们买得可便宜了!”一群老阿姨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拿着手工做的蒲扇,拍打着光生生的小腿。“天儿真热,”其中一个跟我说。“你肯定饿了,”另一个肯定地说道。“他吃得少,”另一个妇女补充说。和过去这一年一样,三个人开始叽叽喳喳地谈论起我的事情,好像我根本不在场。直到刘老兵递给我一碗刀削面,她们才意犹未尽地转移了话题。

     

    刘老兵的外形和口音都一天天地变得更像城里人;过去顶着平头的他现在也开始做发型;原来的旧军裤被时髦的沙滩裤代替;他还戴起了白领阶层比较喜欢的那种金框眼镜。媒人给他介绍了家乡的一个女孩,两人谈婚论嫁,却在那女孩拒绝搬来北京之后好事告吹。他不愿意回乡下去,并且还在盘算开一家有苹果电脑的网吧。“那样才能真正把人吸引过来,”他把面片削进滚开的水中。“我就是需要有人投钱。”

     

    奥运会开幕式在8点零8分准时开始,刘老兵和父母还在厨房里进进出出,在街边的大锅旁忙前忙后。顾客们源源不断地到来,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瓶燕京啤酒,点燃“红梅”牌香烟。外面的天空中,警方巡逻的直升机“突突突”地飞过;地面上则想起一声声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伴随着男人的怒吼,“给我让路,你个混蛋!”

     

    家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老兵的妹妹坐在我身旁,一起看开幕式。她受过教育,要成为一名数学老师。她的父母说,她不是干粗活的。电视上座无虚席的“鸟巢” 体育馆,场地中传来传统的敲鼓表演,鼓声震天。一个穿着睡衣的胖女人走进面馆,喊道,“来两碗面!”电视上的士兵们举着中国国旗和奥林匹克旗帜行进在运动 场中。我们旁边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吸溜”一口,把面碗吃了个底朝天。电视里的旁白提醒我们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光着上身的男人打了个响亮的饱嗝。

     

    开幕式开始后一个小时,刘老兵一家围坐在桌前,剥着明天要用的大蒜。刘老兵的妹妹出去闲逛,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串烤香肠。“哎呀,”她哥哥略带责备的说,“一点儿不健康。” “总比面条好!”她不由分说地打断了他。

     

    晚上十点,刘家面馆准备打烊了。下一个工作日要从凌晨四点开始。那一群老阿姨们转移到胡同里的小凳子上。电视中,各国运动员跟着本国国旗进场。刘老兵整个晚 上第一次停下来看了看,跟着里面学习英文国名。各国国名是用中文、英语和该国语言分别宣布的:“西班牙。Spain。Espagne。”走出店外骑着自行 车离开的时候,我还听到他在念,“Iran”(伊朗),接着是“Iraq”(伊拉克)。老阿姨们纷纷点头,说刘老兵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

     

    一个警察禁止我过马路去天安门广场。有一大群人聚在那里的大屏幕前观看开幕式,为了控制人流,广场紧急戒严了。我另辟蹊径,拐进胡同。电视机被搬到街上来,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而我经过他们的身边。整条杨梅竹斜街都泛着电视屏幕的蓝光。那种在奥运期间即将笼罩北京的骄傲与轻松的情绪已经盎然于大街小巷;整整七年了,这座城市终于可以停止旷日持久的准备工作,享受这国际盛事带来的荣耀。

     

    “什么?酒吧”也经历了修缮,店址没变,空间变大了,啤酒变贵了。酒吧老板秦玄倒了杯燕京,看着新安装的电视机里运动员们在进场。(“二手的,”她解释说,“我买得很便宜”)体育馆的奥林匹克圣火点燃之后,礼花响遍全城。我们来到门外看着隔壁的紫禁城上空五彩斑斓的烟火,举杯为酒吧意外的存在祝福。

     

    那一周前门大街周围的蓝色锡板拆掉了,这条大街正式向公众开放。不过,通向旁边胡同的路口仍然封锁着,让人群沿着没有厕所的大街直直地走下去,一张张拍着照片,一块块丢着垃圾。政府曾宣布有十三个“老字号”在大街建成之后可以回到这个片区来,现在,其中之一的“全聚德”门口就排了长队。

     

    北京的“天价”地产泡沫终于落回地面时,“全聚德”将成为前门大街上大多数空店面吸引投资的噱头之一。到2008年底,SOHO的股价将会下跌百分之七十,市政府将会叫停整个前门修缮工程,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估。

     

    修缮设计一新的前门大街开放时,看上去最高兴的是那些衣着时髦的女人,采摘着路边盆栽的鲜花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品;还有那些住在昂贵新楼背后的孩子们,他们松了口气,放心大胆地在家门口撒起尿来。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我在刘老兵店里看奥运看得最多,其次就是在韩先生那儿,他从东北农村把电视和儿子都带来了。韩家儿子将成为炭儿胡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在 朱老师班上。当爸妈的看上去兴高采烈,但这个七岁的小男孩却对新环境还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这里和他之前住的地方不一样,没有厕所,也没有玩耍的空间。

     

    现在,一家三口挤在一个狭小的单间里。韩先生继续每天坐很久的公车去市场修手机。他还是很乐观,觉得一家人很快就会转运。“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他说, “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注意到一辆亮闪闪的白色面包车停在我们四合院的门外,废品王有些不好意思地一笑,“二手的。”当然,他也买得“很便宜”。奥运会结束之后,他就将驾驶着这辆车把废品运去回收站。但现在,我很少见到他,只有在他偷偷摸摸地开门,鬼鬼祟祟地接过我手里的空瓶子时,才能问候一声。“要让游客看到好的一面,”他说。“虽然这儿没什么人来吧。”

             

    这话说得没错。奥运一开始,这片儿就和整个北京一样,交通变得通畅些了,空气变得清新些了,骂街的声音也少了很多。一部分原因是这里没那么挤了。很多居民都离开北京,为了避免即将涌入的巨大人流。但,想象中的大量游客来得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大多数时候,历史学家张金起那小小博物馆的唯一参观者,只有张金起本人。他借了本地派出所旁边的一个小屋,展出自己拍摄的大栅栏建筑和居民。张金起仍然住在几条胡同之外的大杂院里,还在管理着自己那个记录中国建筑遗产的网站。福特基金会的拨款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现场观摩其他国家的遗产保护工作。“我刚从京都回来,”他说。“下一次要去河内。”读了简·雅各布斯的著作之后,纽约成了他最想去的城市。“格林威治村还存在着,对吧?也许大栅栏也能够保留下来。”

     

    谁能说清可以保留多久呢?我去延寿街买《北京晚报》,那里的墙上仍然残留着拆迁通知。一到点,走街串巷的小贩就停在这里, 挂在身上的竹哨子发出肃穆的嗡嗡声,鸽群在头顶的天空盘旋而过,这仍是我在一天之中最爱的时光。我坐在邮局门外,读着手里的报纸。奥运期间,“寻人启事” 专版也被取消了。在这三周之内,好像每个人都待在自己应该在的地方。

     

    现在我很少见到之前的学生们了;很多都回到他们出生的村庄或城镇,继续去上九年义务制教育所规定的本地初中。小刘留了下来,我来到她住的四合院,祝贺她在初中升学考试中考了 炭儿胡同小学的第一名。她将去北京最好的初中上学。尽管还在放暑假,电视上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放着奥运赛事,我发现小刘还坐在那间阴暗的单间里,眯着眼睛对着一本英语语法练习册发奋用功。“对你眼睛不好,”我说,“我们到外面去。”小刘爬到楼顶的鸽棚边,对着一个鞋盒“咕咕”叫,里面有一堆刚出生的小鸽子。小刘爸爸打开笼子,我们目送大鸽子们扑扇着翅膀飞出去,盘旋在一片贝壳型的屋顶上。

     

    我想象此时的老寡妇也正从公寓的窗口望向了无生趣的天空。沿着排子胡同走回家的路上,我播了她孙女的电话,听到那头传来不带感情的预录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经过天桃农贸市场大门上 “无形巨手”新贴的布告,沿着杨梅竹斜街走向家里的大门。老寡妇是这个四合院与这条胡同的象征,一旦离开了,她就蜕化成人们心底的一片记忆。然而,我还是播通了她的电话号码,满怀希望地听着响起的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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