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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冻了32个卵子

    2016-10-15  |  正午故事  |  微信号:noon-story

    怎么才能有一个孩子,我现在还没想好。但是第一步,我需要冻卵,就像给自己买份保险一样。

     

    我冻了32个卵子

     

    我冻了32个卵子

     

    口述 | 晓宇

    采访、整理 | 陈晓舒

     

     

    今年我40岁,过去的我并不怎么过生日,但为了迎接这个40岁,已经提前好几年过了大生日。38岁那年,我的公历和农历生日正好重合,我回台湾和爸妈一起过了次生日。39岁那年生日和朋友去了长城,我许了愿望,要在40岁之前冻卵。

     

    我单身,想要有一个孩子,但也不是非要有。很多男男女女会说他们需要一个小孩让他们的生命更完整,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完整了。我想要一个孩子,想要透过他/她的眼睛看世界,小孩子的视角太特别了,我想有了孩子,我就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我的姐妹、朋友们都已经有了孩子,我非常喜欢他们,陪着他们一起长大,和他们聊天,观察他们,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从32岁开始就有了生孩子的计划,身边也有朋友当了单亲妈妈。37岁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妇产科医生,她告诉我,你要生孩子就要赶快,过了40岁就要看缘分了,卵巢会迅速退化。

     

    怎么才能有一个孩子,我现在还没想好,如果43岁之前我还没来得及生孩子,我会考虑要不要去买精子,到了45岁还没有孩子,我会重新评估,最后决定要不要孩子,如果放弃也不会有遗憾。

     

    第一步,我需要冻卵,就像给自己买份保险一样。

     

    去年有好多明星都在冻卵,但我身边很少有朋友做过这件事,她们都有正常的人生轨道。我上网查资料了解,冻卵就是一个极速冷冻600度的技术。我的科学家朋友告诉我,如果要选医院,就要选一个做试管婴儿很厉害的医院,因为取卵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孩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解冻卵子是冻卵的一大风险。

     

    我确认在台湾,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有在做取卵手术,私人诊所还有评比试管婴儿成功率高的名单,我看了那份名单。没确定要去哪里做冻卵,只确定我一定要做,其他的都不管。

     

    正好有个朋友向我介绍了台湾大学妇产科生殖中心的医生陈信孚,朋友现身说法,她子宫畸形,但为了怀孩子努力了十多年,家里常年备有100多个验孕棒,光是试管婴儿就做了很多次,屡败屡战,最终有了自己的孩子。

     

    朋友找的医生是陈信孚。我趁回台湾的机会去台大挂了号,我记得是个中秋节,陈信孚50多岁,中等身材,白头发、戴眼镜,典型的台湾医生模样。后来我发现身边其他朋友采访过他,介绍他最近的研究是在手背培养胚胎,我觉得简直神了。我看诊时告诉他,我要冻卵,他点头后回答:“我得说明一下,冻卵不保证你一定怀孕哦。”

     

    成为他的病人我才知道他是个工作狂,所有检查都会亲力亲为,包括超音波检查他都会亲自做,取卵手术也是他来操作。而且他为人非常高冷,说话用语惜字如金般的精准。当我第二次看诊想再问问题时,他说:“你去上课了吗?有问题问他们。”

     

    台大每周三有课,专门教授那些打算取卵的人,我所在的那个课堂有十五六个人,一次课两三个小时,护士教大家月经来的第一天,就要打电话通知医院,约时间第二天验血,确认是不是可以开始打催卵针。打什么针,由医生来决定,打针的时间因不同药物而有区别,但都在肚脐边上的左右肚皮打,离肚脐越远就会越疼。护士还介绍,针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针管,还有一种像铅笔一样的针。如何使用,她也一一演示。

     

    坐在我身边的同学,大多是来医院做试管婴儿的,下了课大家会互相交流讨论,有人过来问我:“你为什么来医院做这个?”还不等我细说,她就告诉我,她在其他医院做取卵,只取出了一个卵子,算是失败了。我能感觉到,她们的压力都很大。

     

    上完课,我回到北京工作,想在过年的时候再回去取卵,结果过年期间,生殖中心休假了。一拖就拖到了今年八月份,我在月经快来之前回到了台湾,月经的第一天,我按照要求打电话去医院告知:“我月经来了,我要开始取卵。”医院安排我第二天早晨去抽血,他们根据抽血的值来决定我是否可以启动取卵,当天下午医院就打电话通知我可以打针催卵了。

     

    我把针藏在家里没人用的小冰箱里,我私下和家里人商量过,妹妹极力支持我,大姐的反应最好笑,她问我卵子值钱吗?我说值16万到20万新台币,这个可以卖。大姐非常震惊:“我们银行的客户都说我很适合生孩子,那我要去卖,我太适合生孩子了。”大姐有三个孩子,她怀孕确实都很轻松。我的姐妹们对冻卵这件事都能够接受,只有二姐提出:“这件事只怕妈妈会反对。”

     

    果然,我和妈妈隐约地聊了一下,我妈妈反问我:“这是什么东西?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生孩子?这个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我听得出她口气不太支持,就安慰她:“也不一定要做。”

     

    但事实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不会改变。

     

    当晚8点钟我开始给自己打针,药是原厂配好的,已经在针里面,我需要往后拉一点点再推出去把空气挤掉,我把自己肚皮上的肉提起来,往里扎,把两厘米的针全部插到底才开始推药。

     

    刚开始的四五天,我躲着我爸妈,偷偷摸摸,打得有些匆忙慌张,没有照要求事先消毒就赶快扎进去。打完了七天的针后,我才听说其他人会眩晕会难受,我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第九天,我按照要求去医院,医生需要给我做超音波检查,看看催出了多少卵。在将近一周的过程中,我家人都没发现,直到差不多要取卵的周一,我定了早6点的高铁去台北,出发前,我把打过的针头装进行李袋。在我走开的时候,我妈妈正好进屋整理东西,我以为她在查看我的行李袋,就冲了过去。

     

    我妈妈看我反应这么大,吓了一跳,后来整天问我妹妹,晓宇坐那么早的高铁去台北做什么? 

     

    台大生殖中心在台大儿童医院九楼,到达之后,每个人都需要去护士站签名,然后坐在休息区等待护士招呼。休息区里坐满了20多个人,有的是自己来的,穿着正装,看上去一会还要去上班,有的是老公陪着来的。大家都像是母鸡等着农夫检验自己的蛋合不合格一样,气氛一点都不轻松。

     

    我总共做了四五次超音波,几乎每次超音波检查都要等待三四十分钟。检查的过程,医生通过屏幕仔细查看左右卵巢,边看边念,并大声读出每个的大小尺寸,边上的助理就会认真地把每个卵子的尺寸记在一个板子上,像个成绩单一样。第一次,医生看着萤幕说:“对药物反应很不错。” 

     

    我后来问了护士,我的卵怎么样,她说医生检查时念的就是大小和数量。第二次,我试图记下来几个卵子的尺寸。最后要取卵前,我上网查看,太大了不好,太小了也不好,18mm至25mm之间算发育成熟,我的卵子有些可能长过头了。最简单的说法是最圆的就是最健康,椭圆就不行。

     

    医生会根据每次超音波的状况和抽血结果调整药的种类和剂量,控制卵的长速,有时候是加速,有时候是减速。最后三天,医生给我开了笔状的针,总共400单位,结果我打错了,剩下了不少,急忙问护士,护士说等下看医生怎说。 

     

    后来护士向我解释:“从超音波看并没有问题。”

     

    我见了陈信孚七八次,唯一一次有正常人类对话是在电梯里,我刚抽完血,手指还按压着伤口,他问我:“你已经抽完血了?”我说对。我有点尴尬,不知道和他说些什么。我问他:“这里工作压力会不会很大?”他说会啊。我问:“是不是像机器人一样?”他说,如果是机器人,就不会有压力。

     

    我们说话频率显然不同,他没听懂我在暗指他是机器人。我觉得他的工作状况简直是疯狂的,每天早晨十几个病人来检查超音波,中间还要做取卵手术,一三五下午看门诊,他同时还在念EMBA,也是台大高蛋白分子的研究所所长,身兼多职,连周六都不休息。

     

    最后几天的针,有的要在早晨11点打,有的需要晚上8-9点之间打。我在外面呆的时间太长了,只能不断去便利店买冰水冰镇这些药。有一次我和妹妹出门吃饭,吃到一半,拿出针撩起衣服就往肚皮扎,边上的服务员吓了一跳。还有一次,和朋友约好了喝咖啡,喝到一半,我说我需要去打一针,就跑到厕所去打。

     

    那些天,我的卵巢变得肿肿的,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很沉重很费力,我能感觉到我带着很多卵在走,但我朋友说那就是卵巢涨,和卵子数量没关系。

     

    最后一天验完血,下午四五点钟,医生打来电话:“晓宇小姐,我现在告诉你三件重要的事情,你要记下,第一你今晚10点打两针破卵针;第二手术前八小时不能喝水;第三件事情你后天早晨八点前到医院报道。”说完后,她问我:“你再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我重复说了一遍,她才放心地挂了电话。

     

    当天我看了一场印度电影,和两拨朋友吃饭碰面,接着去接妹妹的孩子回家,晚上去吃港式茶点。完全不当回事。

     

    我的手术叫当日手术,早晨八点,妹妹陪着我去医院。我能记得的最后一幕是换了手术服,被推进手术台,麻醉师过来问我:“你是不是晓宇?说下你的出生年月日?”我回答完后,问他:“一会是不是给我插上面罩,我就麻醉了?”麻醉师说:“其实不是,那是氧气,麻药是打针的,我们这是声东击西。”

     

    我还问:“那万一我没睡着怎么办?”边上的护士说:“你没睡着这个手术就不会开始。”接着进来了一个医生,问我:“你今天做的是什么手术?”我说:“取卵手术。”说完这句话,我就睡着了,我梦见自己去了朝鲜采访,见了许多的人。

     

    再醒来的时候,手术已经结束,我已经被推进产房等待室,我妹妹正坐在床边和我讲刚才看到的产房故事,她说:“你真的可以看到新生命降临的时候,全家人的喜悦。”她充满了好奇,絮絮叨叨地讲有个妈妈在这里生孩子,爸爸此刻在国外,当了现成的爸爸。

     

    我不断问她:“现在是几点?”妹妹气坏了:“我说你能不能放轻松点。”我又不停地问护士:“能不能换回自己的衣服?”护士说:“你穿这个衣服真的很不舒服哦,一直想换回去。”

     

    手术结束两小时后,医生来为我取纱布,他提醒我会疼,果然很疼。陈信孚指派的医生在边上和我妹妹聊解冻卵子的过程,他问我妹妹:“大概什么时候会解冻?”我妹妹说,那还不确定呢。他点点头说:“是的,还要找到合适的人,还要结婚,还要办婚礼。”我当时昏昏沉沉,但是听到了,心想,要是找到合适的人,第一时间当然是生孩子了,哪里有这么老套。

     

    医生告诉我,我取了32个卵子,太令人震惊了。大部分人要取很多次,我就取了一次,还取出那么多。一般人的amh值是8,我的是11。但医生告诉我妹妹,他有个病人取了40个,我不算最多。取卵的时候,通常医生把能看到的卵子取出来,取出来的不是每个都能用,一般会把不能用的捐掉去做实验,我被告知,我的卵子全部都成熟,全部能用。冻卵的时候是一排8个,我的卵子们冻了整整四排。

     

    刚做完手术,我就去了医院边上的港式茶餐厅吃了烧卖、虾饺和腐皮卷,犒劳请假陪我的妹妹,去和朋友聚会。后来才知道麻药没退不能进食。我还和朋友开玩笑,在我取出32个卵子之前,医生警告我不能做剧烈运动,医院的单子上注明“不能性行为”,如果那几天我发生了性行为,会不会有32个孩子?

     

    手术的当晚,我就回到了台南。我向妈妈坦白:“我做手术了。”我和她解释,手术很简单,是用很细的针把卵取出来,取了32个。她说哇这么多。她完全不知道这中间发生的事情。

     

    取完卵五六天后,我的月经又来了,又进入另一个周期,这时候我已经回到北京,继续生活。

     

     

     

     

    应受访者要求,晓宇为化名。

     

    题图为2004年4月2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幼保健院生殖与遗传中心的冷冻卵子实验室。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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