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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何要花大价钱出国看病?

    2016-05-07  |  每日人物  |  微信号:meirirenwu
    2012年春,刚迈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孙丽身体出现了不适:头部一阵阵钝痛、吃饭时吞咽也变得困难。她在北京三所三甲医院辗转了两个月,但没人能告诉她究竟得了什么病。
     
    直到2013年因为出现耳鸣,她又进行了一次检查,才确定是颅内出现了罕见的破坏性脊索瘤。过往案例显示,得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会在确诊后的数年内死亡。
     
    孙丽在北京的医院做了两次痛苦的手术并接受三个月的放疗,但复发迹象却依然明显。
     
    她通过向医生、病友咨询以及自己去上网查资料才知道,要想活命就必须接受一种“质子重离子治疗”。该种医学界最尖端的治疗手段,效果和副作用都要好于常规的放疗方案,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0家质子重离子医疗中心。
     
    但直到2015年5月,中国的第一家质子重离子医院才在上海开业。这家医院开业的第一周,就已经接受了上千例咨询,最终经筛查只有20名符合适应症的患者有幸入院就诊。
     
    显然,更多的救命机会眼下都在海外。如何抓住它们?这意味着与死神赛跑的孙丽,要设法自己去对接异国他乡的医疗系统,要与各种琐碎麻烦又陌生的就医环节打交道,还要去适应当地的养病环境和生活习惯。

     

    他们为何要花大价钱出国看病?

     

    后来,孙丽在网上找到一家出国看病中介机构。中介收取她2万元的远程会诊费后,将国内已有的病例翻译之后发给了世界顶级的肿瘤研究机构之一——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

     
    两个星期后,医院表示愿意接收。此后,孙丽这趟出国看病的一切环节,比如预约医生、办理医疗签证以及抵日后的医患沟通都交给中介负责,为此她又另外支付这家中介机构10万多块钱。
     
    2014年夏天,孙丽在日本待了一个多月,其间,她支付给医院20多万元用于治疗。2015年早些时候,她又进行了一次复查。“我不敢说以后会怎样,但是我现在真的很好,能正常上班生活。”电话里,孙丽的语气听起来很轻松。
     
    没人希望自己遇到孙丽这样的病,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生活。但像癌症这样的疾病,降临在国人身上的概率还是太高了。
     
    在北京,癌症连续8年居于死因首位,每一天就有113个新增的癌症患者。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在2012年已成为全球第一癌症大国,一年的新增癌症病例为307万,占全球总数的21.8%。
     
    排队挂号看门诊、入院接受治疗,带着复杂的情绪期盼着健康的希望,当中还少不了找熟人托关系……对这样的看病场景,我们并不陌生。但现在,越来越多罹患重大疾病的国内患者正在将生之希望寄托于海外求医之旅。
     
    以孙丽为例,她选择的看病地日本,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64.3%。在国内,这个指标是30%。虽然过程复杂,但更高的治愈率,对患者的确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虽然截至目前,全中国总体有机会赴海外看病的人数仍然有限,仅有数千人,但每年的增长速度却极快。同时,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出国看病中介诞生。
     

    这些机构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对接的首先是中国富裕阶层那些“不差钱”的客户,为他们从全球优质医疗资源中筛选匹配,提供私人定制化的重症严肃医疗服务。此外,近年来,各种海外体检或康复业务也正在纷至沓来。

     

     

    记者|冯超  编辑|王姗姗

     

    相似的缘起
     

     

    携康长荣董事长、52岁的顾欣,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从小就跟医生、院长做邻居,但自己当年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却是与医疗毫不沾边的核物理专业。毕业后,他在当时的核工业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决定自己创业。

     

    顾欣最早做了一家医疗咨询公司,一方面是让中国的医生到国外参观和学习先进的医疗经验,同时帮助国内医院引进国外的先进医疗项目。
     

    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内相熟的医生知道他跟许多拥有该放疗技术的国外医院资源联系甚密,就曾请他帮忙安排患者去国外看病。2012年,顾欣成立国际医疗事业部,专一安排中国的肿瘤癌症患者去国外接受治疗。

     

    携康长荣正式接待的首位客户是一个41岁的女性肺癌患者。当时她的癌细胞转移很快,国内医生诊断预计最多只能再存活几个月。

     
    顾欣想到自己不久前曾带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到日本筑波大学附属医院学习,而对方医学教授讲到的案例跟他的客户症状几乎相同。就这样,顾欣顺利完成了第一笔救人的生意。
     
    2009年,已经全家移民澳大利亚的蔡强回国,次年创立盛诺一家。在此之前,他完全是一个医疗市场的门外汉。

     

    上世纪90年代,他的儿子在国内刚出生时又不幸染上新生儿肺炎,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蔡强抱着快要死掉的骨肉,四处找人借钱才保住了命。

     

    他们为何要花大价钱出国看病?

     

    受此刺激,蔡强辞职创办了一家留学中介机构赚钱,此后又继承了家族的事业。在赚到足够多的钱后,他便毅然带着全家人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蔡强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出生。用他的话说,自己碰到了“在国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女儿的第一张照片是医生的相机拍下的,他作为家属在医院可留宿陪护,院方居然还为其提供睡觉用的棉被。
     
    蔡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当时我就想,原来医院也可以是这样的——医院把你当客人看待,医生全都这么亲切和蔼,这给我很大的触动”。

     

    他一回国就开始向国内三甲医院的几位医生朋友询问,为患者提供赴海外就医渠道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成,病人有没有需求。

     
    朋友们的反馈并不理想,大家都觉得这事情不靠谱。但一组公开的调研数据给了蔡强决心:中美两国在癌症五年整体存活率上有着显著差距——30%对比66%。
     
    在蔡强离开中国的8年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某种意义上说,每件事、每个人仍旧是围绕着钱包打转,但富裕阶层的规模正在极速壮大。
     
    “他们会不假思索让孩子去海外读书,可一旦有了病,就算你是亿万富翁,也得在协和医院的走廊里待着”,这就是蔡强眼中的资源极度有限的国内就医环境,也铸成他对这个海外治病市场前景的乐观。
     
    “但凡能选择出国看病的人,哪个都在国内没有点医院关系?为什么又找我们,就是因为在国内实在没有办法了。”在顾欣看来,富裕阶层的患病者,跨洋求医是刚性需求。
     
    尽管跨境医疗服务在中国还鲜有人知,但对于一位资金实力不成问题的客户来说,他的需求只有一条:帮我找到最好的医疗资源。
     
    于是,这些中介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先走出去寻找资源,其次才是寻找和服务好客户。
     
    艰难开局
     

     

     

    蔡强的目标从第一天起就很明确——“我跟全世界最顶级的医院合作,这些医院就是美国排名前五的医院”。

     

    说起来,迈出第一步的手段也很简单,就是先在网站上找到这些医院对外公示的联络邮箱,给他们传一份谈合作的信件。
     
    蔡强花了9个月时间,才终于陆续等到了来自包括美国麻省总医院在内的一批上榜医院的回复。
     
    在等待答复和与之进一步沟通的过程中,蔡强也在逐步了解美国医疗体系对接服务海外患者的相关内容。他发现,针对海外患者的治疗,美国目前已经拥有最完善的服务体系,从网上申请到接送机和专业的医学翻译,顶级医院都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全球的患者。
     
    厚朴方舟的创始人王刚,希望为患者打开赴日本求医的大门。然而日本的情况与美国形成巨大反差。

     

    他们为何要花大价钱出国看病?

     

    日本国内的医疗体制仍相对封闭,真正排名靠前的医院,在2008年前后都还没有设立自己的国际医疗中心,也都没有接受国际患者的经验。所以王刚当时跑到日本医院去谈合作时,对方一听是外国患者,马上就摇头拒绝了。

     
    直到2010年年底,日本政府才推出了医疗签证,并成立了专门机构以扶持日本国内医院展开针对海外患者的收治服务。
     
    在王刚看来,海外的医院当然会认真考虑这项服务的风险。比如,患者来到医院,如果对国家不了解,会不会遵守法规?会不会对别的患者带来困扰?治疗不是简单的过程,手术后的跟踪观察、药剂量的调整安排又该怎么落实?此外还有费用结算上的顾虑,以日本为例,医院是后付费,治疗完毕这些海外患者能不能保证可以顺利结算所有的医疗费用?
     
    “医生还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患者整个就诊过程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细节,如果没有可靠的中间机构来做服务担保,院方肯定不敢接。”王刚说。
     

    对接患者 

     

     

    患者对这样的出国看病中介也有顾虑。

     
    所以,盛诺早期尝试在国内打开市场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在刚创立的前两年,公司接待的客户总计还不到20人。
     
    “如果出国看病的需求真的存在,为什么这么惨淡?”蔡强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理解了,客户心里的最大疑虑到底是什么。
     
    说白了,这些患者平时在国内想要预约到相关顶级专家简直难比登天,要让他们相信,眼前的这家中介机构可以很轻松地为他们联系到诸如美国麻省总医院这样的机构专家为自己治病,这样的沟通信任,的确需要一定耐心和时间才能获得积累。

     

    他们为何要花大价钱出国看病?

     

    为了保证更稳定的客户,蔡强跟一些国内医疗机构展开病患资源对接的合作,比如北大肿瘤医院,后者一旦遇到棘手的病例,可以通过盛诺一家对接美国的专家为患者做会诊,最终也可以到美国接受治疗。而当患者从美国返回国内做康复时,则可以再回到该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随着客户的增多,新的麻烦也随之出现。现在让蔡强更加担心的,是跨洋医疗服务中有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
     
    每个月都会有客户在异国他乡的病床上病逝,也有的赴海外治疗后病情加重。这些情况下要求中介机构赔偿的案例已经出现。为此,公司还聘请了两个律师,根据累积的客户案例,每周都对风险告知书进行升级,对患者的预期进行管理。
     
    “我们会事先讲清楚,美国也不是万能的,没有大力丸,我们会清楚告诉病人,之前也有的患者就在美国去世的。”如果美国的医院决定接受病人,在跟患者签订合约后,蔡强的团队也会给客户两天的思考时间,如果后悔了,则将退还所有的服务费。
     
    此外,那些准备出国的患者,也会从盛诺一家得到重要的提示:不能给美国的医生、护士送红包,这个中国特色的习惯在国外行不通;遇到问题,一定要协商,医院对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做法绝对是零容忍,所以要务必尊重医院的规定。
     
    还需要规范
     

     

    这些中介机构的服务流程,主要包括依据患者的病例资料去预约医生,并安排出国的手续,当客户去国外看病时,也会由公司在当地安排的人员陪同。“中介”职责对应的收费项目也由此而来。

     
    其中最关键的业务,是帮助患者寻找愿意收治的海外医院和医生资源,然后将患者的病例资料翻译、转化为国外医疗机构认可的规范诊病资料,还要去筛选最适合医生、寻找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这些工作,往往只有那些医学专业毕业、同时又精通某种外语的高级人才才能胜任。
     
    “因为我们的失误,可能会出人命。聘请费用便宜的人是可以降低成本,但这也不是高端客户所需要的。”蔡强说,中介机构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资源的成本,特别是专家团队的筹建。
     
    近几年,几大PK最凶的一线中介机构,都开始针对患者提供全流程服务,从最早在海外设立服务人员,到在美国和日本大医院集中的地区直接成立分公司,落地更为规范细致的服务流程。一些机构甚至还特意租购了公寓,供患者和家属住宿。

     

    他们为何要花大价钱出国看病?

     

    说到费用,蔡强说盛诺一家的最低收费标准为13.8万元。记者对比采访的另外两家机构——厚朴和携康的收费政策与盛诺没差太多。此外,全流程中有关海外地陪客服的打包费用,则在三四万元。

     
    当然,整个海外就医过程中的花费大头,还是支付给当地医疗机构的那部分费用。这是很多患者在不同机构中做取舍的主要因素。
     
    孙丽就坦陈,当初她决定出国就医时,也曾打电话咨询过多家机构,比如盛诺一家。最终没选择盛诺的原因,主要是价格过高。更具体地说,让她在意的还不是那笔中介费,而是随后的入院治疗费用。盛诺跟美国多家顶级医院都有合作,癌症患者的治疗费通常需要100万元人民币,而在日本,癌症的治疗费用大概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孙丽并非富有阶层,而家人为她看病已经债台高筑。最后,她选择了携康长荣。
     
    与此同时,一批往日通过中介机构收治中国病人的海外顶级医院,也开始主动关注到中国病患跨国治病的市场需求。
     
    2015年8月19日,著名的美国梅奥医疗中心宣布成立中国区转诊办公室。这家世界一流的医院,在2014年接待了300名中国病患。它预计2015年的增长幅度约为50%。
     
    梅奥推出的更为直接的一站式转诊服务,其实是将其中国转诊业务授权给一家在华合资公司来负责运营。未来通过这间转诊办公室,中国的病患客户最快将可以在两天之内,直接获取到梅奥在美国的专家会诊意见,并同时安排赴美接受进一步的门诊和治疗。
     

    梅奥主动深入中国市场,对患者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纵观整个跨洋就医中介市场,目前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一些主流的有远见的从业机构,正积极呼吁,希望在集体的努力下,行业整体规范能早日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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