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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灭六国”这样重要的事,要做三遍

    2016-05-29  |  罗辑思维  |  微信号:luojisw

    “秦灭六国”这样重要的事,要做三遍

     

    重要的事情要做三遍。”
     

     

    公元前 221 年,当秦王嬴政扫平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大一统的体制之时,他不知道,“大一统”与大秦帝国一样脆弱的只有 14 年生命。

    秦汉之际的中国精英们更无法想到,在几十年间,新旧两种制度文化(秦发明的“大一统”与战国式的“分封制”)又展开了两次殊死搏斗。将“秦灭六国”的剧本又重演了两遍,才最终将秦始皇的大一统从“超前”的政治发明变成了后世看来理所当然的政治常态。

     

             1         

    第一次:失败的文化统战

     

    公元前 209 年,当大泽乡的狐狸叫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政治预言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态正处于一场“复古”运动中。

    以一个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

    仅延续了 14 年的“大一统皇帝体制只是秦始皇拍脑袋想出来、缺乏历史与理论资源的不靠谱政治狂想。

    周朝确立了八百年的王国分封制(封建制)才是历史的常态与天道。而秦的统一,则可以看作一次短暂性的历史方向性错误,因此,抛弃郡县制“大一统”,回归战国分封体制也是一次必要的“纠偏”。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大一统与秦王朝的暴政被捆绑在了一起,在政治上处于名声扫地的窘境。在某种程度上,一如苏联解体后的斯大林模式,被天下视为此路不通的失败试验,避之不及。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则提出了更为宏大的解释。

    在他看来,秦的覆亡之因未必是主流历史叙述中的“天下苦秦久矣”,也就是亡于暴政。更深刻的是秦的关中文化与六国东方文化的巨大隔阂。

    无论是商鞅时代的“法治”及崇尚军功的“军国主义”价值观,还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的新玩意“大一统”,对于更加“自由散漫”的东方文化而言,皆是无法忍受的异质价值观。

    秦始皇的所谓统一,只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统一,远未实现难度更大的“文化统一”。

    在文化上,中国仍然处于“战国”局面。

    在武力统合的铁幕之下,涌动的是关东六国蠢蠢欲动的反秦思潮。或者说,关东其实始终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六国利益集团”,他们与秦式大一统迟早必有一战。

     

    对此,即使是自负的秦始皇也是有一些认识的。

    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后汲汲于巡视东方六国,除了求仙之外,更现实的原因可能是向东方臣民宣示大一统的皇权,以高度仪式感的巡游进行“文化统战”。

    秦始皇无疑是失败了,短短 14 年的“文化殖民”又怎能填平数百年的价值观鸿沟。陈胜吴广首义之后,六国旧贵族甚至是旧王族纷纷在六国旧地大搞“复辟”,被秦始皇“人为”中断的“战国体制”又站回了历史的幕前。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就连秦中央政府也认可了六国的“复辟”。赵高在除掉秦二世之后,让继立的子婴去除帝号改称“秦王”,果断抛弃了“皇帝”这个历史包袱。

    14 年,宛如梦幻泡影,什么“大一统”,一场闹剧而已。历史正顽强地“重归正轨”,战国体制,似乎是一种“历史的终结”。

     

            2      
    第二次:“秦王”刘邦

     

    如果项羽战胜了刘邦,有一种可能性是,“大一统帝制”就将作为历史的流星转瞬即逝。或是,数百上千年之后,再重新“被发明”。总之,中国曾经有机会像西欧那样,长时间的“封建”下去。

    项羽并无意于取法秦始皇等皇帝,他的自我历史定位是“楚霸王”。说白了,项羽很大程度上就是旧六国贵族利益集团的总代言人,对秦王朝“反攻倒算”后,自然不会再回到大一统,而是倒车回战国做个诸侯之首。

    而刘邦是秦始皇大一统事业的“继承人”,他通过击败“六国利益集团”代言人的项羽,挽救了岌岌可危声名狼藉的大一统。正如田余庆先生在名文《说张楚》中所说,刘邦项羽之战“在一定程度上又似当年的秦灭六国”。

    那么问题来了,沛县人刘邦也是楚人,也曾是“六国利益集团”中一员,他怎么会背叛“(反秦)革命”,甚至摇身一变,成为秦国“大一统”利益集团的一员呢?

    最直白的解释是,刘邦的政治标签很早就成为了“秦王”。

    反秦阵营中的诸侯曾有“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虽然要颠覆大一统的“秦王朝”,但不代表要彻底消灭“秦国”,只不过秦王不会再让曾破坏规则的赢氏家族干了,谁先打进关中就是新“秦王”。

    依照这个逻辑,先入关中的刘邦早就该当上秦王,之后虽然项羽毁约,刘邦被迫退出关中成为“汉王”。但很快“暗度陈仓”消灭了项羽封的关中三国,占据了秦国旧地,在地域层面成为了“秦王”。

    对于秦人来说,楚人刘邦集团起初也属于“外来政权”,但秦人为何却很快与刘邦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成为了日后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基本盘”?

    先讲利益诉求。

    对于秦人来说,嬴秦政权覆亡之后,秦人恐惧于六国利益集团的报复,本身就需要找到新的政治庇护者,甚或是未来东山再起的政治依靠。

    对于刘邦而言,他虽为楚人,但“楚”的正统代言人是出身于传统贵族家庭的项羽,楚人与楚地不仅不是刘邦争夺天下的政治基础,还是最大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说,秦人与刘邦是互相需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结合。

    再讲情感。

    即使项羽更为强大,秦人与项羽也很难走到一起。

    首先当然是项羽已有了“楚”这个政治基础,对于秦人的需求远没有两手空空的刘邦那么强烈。而更重要的是,正如李开元在《秦崩》中所说,坑杀二十万秦军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此后秦地可以说是家家缟素,视项羽为全民公敌。

    反 观刘邦,一进关中就通过“约法三章”安定了关中父老的民心,《史记》中甚至有“(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的说法。而萧何日后在关中的苦心经营,批判性的 继承了秦国制度,这可以看作刘邦集团对秦文化的一种妥协。在秦人心目中确立了“秦王”刘邦的形象,不再被视作一个情感上疏离的外来政权,甚至在历史记忆中 已部分替代了赢氏家族。

    在利益与复仇的双重驱动下,秦人与刘邦走到了一起。

    在刘邦的军队构成中,创业时代自然是以楚人为主体的联军,但在占据秦地正式与项羽争霸之后,秦人开始源源不断的被征召,逐渐成为了刘邦军队的绝对主力。

    所谓“楚汉争霸”,难道不也是一种新版本的“秦楚争霸”么;所谓的统一全国,不就是刘邦以关中为基地,效法秦始皇扫平关东诸国的过程么?

     

            3        
    第三次:结束一国两制

     

     

    在建立汉帝国的过程中,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各种政治遗产(负资产)。

    一方面,刘邦是秦始皇大一统体制的精神继承人,“承秦之制”,步秦始皇的后尘,再造帝业。但同时,在刘邦时代,秦始皇时代的东西文化冲突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亲身经历了反秦战争全程的刘邦不可能不知道,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表层的“暴政”,更在于关中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秦开创的大一统体制与东方分封旧制的隔阂。因此,刘邦在汉帝国的国家架构上,采取了中庸之道:

    汉中央政权的郡县直辖之地仍然主要是以关中为主体的秦国旧地,而执行分封制的区域主要是东方的旧六国之地。简单说就是“一国两制”,郡国并行,帝国的西半部实行郡县制,东半部实行分封制。

    汉王朝尽管名义上为大一统的“帝国”,但现实政治也有“汉王国”的另一面,同战国时代有雷同之处

    东方诸侯不仅是其臣属,也是需要长期戒备的“敌国”。以刘邦建都长安为例,其中不无取法秦国,利用关中地理优势“东制诸侯”的苦心。此种态势下,汉初很容易让人有穿越至战国的恍惚感,仿佛只是秦换了个名号继续与六国对峙。

    总的来看,刘邦仅仅完成了秦始皇大一统体制的一半。他虽在楚汉争霸中扫平了“六国”,但又不得不在东方继续执行分封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逐步将东方的异姓诸侯国替换成同姓诸侯国。

    在实质上就是,东方民众在文化与制度心理上,仍然未做好同西方的汉王朝“一国一制”的大一统准备,他们仅仅能接受在“分封”体制下的名义统一。

    如果刘邦强行推行秦始皇式的武力征服,即使在短期内能够奏效,也很难保证不像秦末那样在东方出现复辟战国旧体制的反复。

    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

    从汉文帝开始,汉帝国的国策之一就是削弱东方各王国的权力与势力,并令王国全面遵行“汉法”,以期渐收文化统合之功。然而,这些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一种古老的学说在此时主动挤到了历史前台,向汉中央政权发出了“换我来吧”的政治信号。

    儒家来了。

    简单的说,儒家的复兴,凭借它的“礼治”基因,无疑部分消解了汉帝国法治文化的强度,让“文化统合”在理念上更易让东方文化接受。

    更根本的看,儒学正是源自东方(山东)的一种学说。它的复兴或许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汉代出现了文化统合的难题时,特别是在关中文化迟迟难以同化东方文化时,东方社会提出的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统合方案。

    而西方的汉中央政权为何又愿意“屈尊”接受这一方案呢?

    或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交换,源于东方的儒家在反对西部“法治”的同时,通过自我理论更新升级,并不反对西部的“大一统”文化。反而,在董仲舒时代提出了儒家版本的“大一统”学说,亮明“统派”的底色。以仁义礼乐积极主动地介入到文化统合的帝国战略中,从而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汉帝国中央的认可。

    在同一时代,汉帝国在武力上也对东方诸侯国势力进行了最后一击。

    在汉景帝时代平息了东方诸侯国的七国之乱,终结了东方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武力威胁,又在汉武帝时代出台“推恩令”,在制度上彻底清算了诸侯国的“强大”。

    如果说汉景帝第三次完成了“秦灭六国”的历史任务,汉武帝则在父祖的基础上,以“独尊儒术”首次系统提出了东西方文化统合的终极方案,而这曾是秦始皇与汉高祖都无法完成的“伟业”。

    大一统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它此后在中国政治文化上的压倒性优势又维持了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几乎遗忘了,“大一统”曾是秦始皇的政治狂想。曾如流星一般夭折,曾声名狼藉,曾一国两制,曾以两朝数代帝王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才成为了后世上千年的“理所当然”。

     

    本文由作者 张明扬 授权罗辑思维独家首发。商业转载请取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曾国藩说——

    “办大事,首在找替手。”

    找不到靠谱的接班人,你毕生从事的大事就危险了。

    为什么这么说?

    1. 真正的大事,是观念变革的结果。

    2. 办大事的人在有生之年,能改变的事很多,但能改变的观念其实很少。

    3. 好在,带有旧观念的人,会死。

    4. 如果你有“替手”,他会在你死后,在新生一代中,把你的成就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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