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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崛起的真相,99%中国人还蒙在鼓里!

    2016-06-21  |  金融观察  |  微信号:jinrong007007

    印度崛起的真相,99%中国人还蒙在鼓里!

     

    导语

     

    印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其代表作《幽暗国度》中的描写,“印度人不愿正视自己国家面临的困境……只好退缩到西方的幻想中。”事实上,在印度的国家崛起思考中,并没有来自中国的知识模块,一旦被触碰,印度人在内心深处的震惊将是巨大的。

     

    近年来,“印度崛起”已成了西方学界热门话题,尤其随着印度GDP增速超过中国,欧美国家与印度本国不少媒体更是对“印度崛起”欢呼雀跃,诸如“印度超中国,成全球增长火车头”、“印度是全球经济低迷中的曙光”等极富标题效应的观点常见诸于西方报端。

     

    这些醒目却不确切的观点也在中国国内传播,误导了国人对印度崛起的了解,对老百姓国民自信心也多少造成了影响。笔者近期受邀赴印度参加国际会议,与数十位印度人士攀谈,抽空还到孟买市街头巷尾调研后,觉得有必要阐述一些为国人所不知的印度真实发展情况。

     

    在孟买贫民窟里引发的思考

     

    一出孟买海关,就会对孟买国际机场一年多前刚落成的巨大航站楼感到震惊,孔洞设计、流线外观、4000万旅客的年吞吐容量,印象中与两年前投入使用、被称为“国际空间最佳设计机场”深圳机场3号航站楼有几分相似,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印度崛起”。

     

    然而,出了机场,凹凸不平的高速路两旁就是破烂不堪的平房、垃圾遍地的街景。印度著名智库GatewayHouse地缘经济研究部主任阿克谢·马瑟曾对笔者说:“印度GDP的快速增长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看看几百万人还住在贫民窟里。在贫富如此悬殊面前,GDP增长的7%、8%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学者必须对印度崛起保持独立的思考。”

     

    的确,在孟买最富的马拉巴·希尔区,笔者看到高耸大厦、西装笔挺的人群、富丽堂皇的酒店与餐厅,堪比香港中环,但几公里外,就是臭气熏天、破烂拥挤、条件恶劣、星罗棋布的贫民窟。在孟买最大、也是亚洲最大、住着数以百万计的贫民窟达哈维,笔者与几位还能说英文的印度穷人攀谈,得到的答案真实折射了印度发展的窘境与悖论:

     

    “到孟买来找工作,赚了钱回乡下建房子”;

    “这块小土地我们占了两年,现在就是我们私有财产了”;

    “政府不敢拆,否则,要么给我们孟买的地价钱,要么就围攻他们”;

    “官员需要我们选票,会给我们一些钱”;

    “没有固定工作,谁需要时,就做一些工作”;

    “高种姓人做他们的事,我们做我们的”;

    “你是来贫民窟旅游的吧,与我合影要给我点钱啊!”

    ……

    近2亿人生活的贫民窟,已是印度发展的伤疤。然而,财产私有制、过早的政治民主化、虽废除以久却在实际生活中仍起重要作用的种姓制度等三大因素,使印度几乎没有任何使“伤疤”愈合的可能性。接踵而来的,还有贫民窟里的犯罪、卖淫、吸毒、污染、腐败、文盲人口以及相伴随的无政府状态。

    印度崛起的真相,99%中国人还蒙在鼓里!

    据报道,印度警察与市民比仅为0.13%,远低于全球平均值。在印度,平均每小时会发生4起强奸事件;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将印度排在第85位,与非洲布基纳法索等落后国家同一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数据,印度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年文盲人数达2.87亿,占全球的37%;世界卫生组织评估,过去十年中空气污染水平不断恶化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座城市中,有13座在印度。

     

    在孟买的公开论坛上,笔者讲道,20多年前,中国许多城市都有像印度窟民窟似的棚户区,但现在中国棚户区基本都已改造完毕。30多年来,中国解决了6亿人的贫穷,人均收入增加了100倍。在这方面,印度不妨向中国学习减贫的经验。此时,在场近300位印度各界人士几乎都屏住呼吸地听,有人还情不自禁报以掌声。有印度学者在场外还向笔者私下讨教中国经济开发区的经验与相关情况。

     

    印度的崛起思考中没有中国经验的知识板块

     

    印度学者对中国思想的陌生度,出乎笔者的预料。6月13、14日,在孟买先后举行了20国智库峰会(T20)和印度门论坛(The Gateway of India Dialogue),吸引了来自中国、印度、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的数百位智库与经济政策层精英。

     

    T20会议是今年中国G20峰会的预热与国际沟通会议,其中一个敏感却又重要的问题时,2017年德国主办被视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论坛”的G20领导人峰会后,该有哪个大国来继续承办?国际上的呼声很高的是阿根廷,因为G20峰会从未在南美洲举办过,但印度也很有兴趣,希望申办2018年或2019年G20峰会。

     

    此时,当笔者以个人名义表示明确支持时,许多印度学者相当兴奋,纷纷表示加强与中国沟通的重要性。一位印度全球经济治理的著名学者透露:印度从未办过全球级大会,不像中国近年来先后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今年在杭州的G20峰会像是中国正式成为全球大国的“加冕礼”。印度人长期以来都盯着西方,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很是崇拜,现在,印度人开始羡慕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崛起的话语权了。

     

    在印度门论坛上,印度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辛格上将的主题演讲中,多次讲到“向东看”的重要性,强调要与邻居“互惠互利”。为此,主办方在论坛举办前三天专门写信,询问笔者是否愿意主旨发言。对方透露,在孟买主办类似大型论坛,以前很少邀请中国学者,日本嘉宾倒是不少,因为日本做了大量对印公共外交工作。但现在印度觉得非常有必要听听中国人的声音。

     

    果然,笔者作为论坛公开发言的唯一一位中国学者,与同场小组对话的另两位日本人对话:日本产经省通商政策司司长高木诚司、总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却由日本人主导的国际机构“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中心”总裁西村英俊。西村是位60多岁的老先生,曾在日本担任贸易高官多年,看似彬彬有礼,实则内心高傲,在台下沟通时就大谈日本如何传授印度发展的经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多么完美云云。

     

    尽管笔者事先就和他打招呼,会公共表达不同意的看法,还称呼他是自己老师辈的人物,但他万万没想到,比他小几十岁的中国学者会在公开场合如此“呛”他。

     

    笔者首先幽默地说,今天印度人主持两位日本人与一位中国人的对话,印度看上去是想调节中日分歧,令全场开怀大笑;然后说“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力陈目前日本未能调节好民族心理,无法适应中国、印度崛起带来亚洲经济格局的变化,接着谈到TPP的封闭性,排斥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无益,破坏了以WTO为基础的二战后国际贸易秩序。

     

    相比于日本的贡献,中国过去十年年均贡献了全球经济30%增量,是市场开放、贸易自由、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是全球和平的维护者,全球长期以来低估了中国的贡献。

     

    几轮讨论下来,西村有点招架不住了,开始抢话筒,并以近乎吼叫的方式,捋上裤角,前俯后仰地大喊在日本领导下东盟合作模式多么具有国际可复制性,且发言屡屡超时。在场两三百位听众相当惊讶,都为这位年长日本学者的“失态”啧啧而语。

     

    近一个半小时的对话结束后,许多印度学者围过来要笔者名片。孟买法学院教授达斯万尼明确说,从未听过如此新颖的中国学者观点,过去印度对贸易与国际体系的看法受到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影响太深。

     

    印度国家金融与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拉辛·罗伊立刻拽住笔者,“咱们搞一场中印智库对话,找一批有思想的两国学者,好好地谈上两天。”常驻孟买多年的一位外交官说:“这样的中国声音应该更多一些。今天虽有两位日本人,但他们完败,又丢人又丢分。”

     

    类似的场景让笔者想到印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其代表作《幽暗国度》中的描写,“印度人不愿正视自己国家面临的困境……只好退缩到西方的幻想中。”事实上,在印度的国家崛起思考中,并没有来自中国的知识模块,一旦被触碰,印度人在内心深处的震惊将是巨大的。

     

    以中国为坐标的印度崛起

     

    在孟买调研期间,国内知名学者曹锦清教授一篇近期调研印度的长文《中国还在以西方为尺度,印度已经学会了以中国为尺度》在微信上广为传播,核心观点是中国六十年的发展经验正在变成印度观照现实的尺度。笔者同样也有类似的感受。

     

    虽然印度近两年来GDP增长率连续超过了中国,但印度距中国的差距还是明显的。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曾刊文谈道: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电力供应短缺,港口阻塞,铁路运力不足,公路状况更糟,甚至仍需遥望中国一百年。

     

    “一百年可能有些夸张,”来过中国多次的德国生态研究院院长克莱默说,“但中国在各方面的确领先印度许多年,中国的执行力、中央地方的一致性是印度所无法比拟的。”非洲发展银行执行副总裁卡皮尔·卡普则向笔者透露:“相比于中国崛起,现在对印度崛起的国际看法可能有一些乐观了。”

     

    据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报告《21世纪的龙象之争: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对比及展望》,印度GDP总量是中国的1/5;通胀率连年都稳定在中国的3-10倍之间;汽车产量是中国的1/6;公路网密度是中国的1/3.5;航空客运量是中国1/5;金融业体量约是中国的1/7;印度已探明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储量都只有中国的1/3-1/4之间,外汇储量约是中国的1/10,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约是中国1/4;人均工资约不到中国的一半。

     

    这家银行业智库的结论是,中国在各方面领先印度1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印度难以超越中国。

     

    美国知名经济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针对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情况说:“印度的表现,只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印度的经济增长表现的确抢眼,新任总理莫迪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让人眼前一亮。在软件业、电影文化产业、金融业、IT创新相比于中国,丝毫不逊色,个别领域甚至比中国更强。

     

    在与印度民众对话时,也很容易感受到对方近年来快速升腾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自信心。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笔者,“很想去中国。中国比印度富,但印度未来也会越来越好。”另一位贫民窟里的印度教徒说,莫迪总理让我们看到的希望,我们也有梦想,就像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那样。

     

    的确,在中国为坐标,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口很快要超过中国、国土面积排在全球第七的大国,经济发展潜力相当大。看着孟买贫民窟里,许多男子们面带笑容地在干活,女子们无论多穷都穿着鲜艳,很容易感受到印度人的乐观与未来的希望。中印同为两大文明古国,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两国关系升温很快,中国人理应为印度快速发展而感到欣慰。

     

    中国应客观、自信地看待印度崛起

     

    2000年前后,美国诸多智库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频繁讲述中国、印度崛起的故事。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用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的英文首字母,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特指新兴市场的投资对象。

     

    2002年,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科汉(Stephen Cohen)出版“印度崛起论”的代表专著《印度:崛起大国》;2009年,美国学者米拉·坎达出版《印度星球》一书,认为印度影响力渗入到整个星球。2016年5月,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印度、中国与美国》一书中,美国国务院前高官、由前国务卿赖斯、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和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合资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安雅·曼努埃尔明确承认,美国在“疏华挺印”。

     

    很明显,美国是“鼓吹”印度崛起最强劲的国家,背后的目的并不单纯。科汉在书中兴奋地说,因为美国不断推捧印度,“印度基本已放弃了美国是战略威胁、应与其他国家一道联手抑制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观点。”坎达则透露,推捧印度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将会“唤回美国的基本道德感召力”,因为“从长远看,美国不可能单凭经济或军事实力战胜中国……但美国可以说服中国,用国际事务上的道德权威力量,让中国回归到一个民主国家。”为此,2016年5月1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两个太阳正在东方升起》的文章称,美国需要找到方法,应对这场中印激化的竞赛。

     

    很明显,“印度崛起论”在美国智库的思考逻辑中变得功用化。而这些年,海外一些对中国崛起不太看好,或对中国政治体制不太认可的学者,常以印度崛起对照中国崛起,多多少少有炮制中印竞争,挑拔中印矛盾之嫌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这些论调试图借印度崛起,否定中国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能实现国家崛起的基本事实,诱使中国学习印度经验,而不是相反。

     

    在这方面,中国舆论要清醒认识到,捧举印度崛起背后,带有对中国崛起焦虑、矮化中国崛起的潜台词,更希望借此来彰显西方的话语牵引力与主导力。

    尽管伴随着诸多问题的滋生,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成为全球强国,印度未来定会持续呈现上升趋势。中国社会需要祝福邻邦,还应更了解它。

     

    2015年中印旅游人员双向往来仅90万,约是中美往来的1/6。中国人应充分认识到,印度崛起对中国利大于弊,印度劳动人口平均年龄比中国小10岁左右,国内基础设施、消费市场都庞大,将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大的市场。推动印度崛起,同样也会让中国崛起变得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应更自信。从国家崛起改变民众命运、文明提升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意义远超过印度崛起。前者是发展范式的革命,是哲学层面的知识革命;而后者迄今为至仍是重复西方范式,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国家发展新试验!

     

    中国崛起如果真能在不发动战争、不建立不平等贸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前提下实现,那么必将是21世纪人类自我重生之路上的史歌,是对西方大国崛起历史基础上的真正“500年从未有之大变局”。印度崛起如果能够在西方走过的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治理社会化的范式之上,全面提升与改善民众的命运,那也将是一次伟大的发展革新。毕竟,中、印目前这场十亿人口级吨量的崛起进程,是西方过去所从未有过的。

     

    印度制造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

    当提起印度经济的崛起,在中国往往能听到两种对比鲜明的观点:

    一方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印度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加之种姓制度、基础设施落后、文盲率高等障碍,不可能对中国形成挑战。

    许多去过印度旅行的中国人对印度脏乱差的卫生环境印象深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对所谓的印度崛起嗤之以鼻。

    而另一方则认为,印度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语言和制度上更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接纳,正因为其起点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更显著,因而认为印度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已经对中国形成了威胁,将成为“下一个中国”。

    如果将前一种观点比作“印度斜视症”的话,后一种观点则可以称作是“印度崛起焦虑症”。

    那么,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准备好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其拆分为如下三个子问题进行分析:

    • 首先,印度经济会不会崛起;

    • 其次,如果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 再次,如果印度经济崛起,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首先来看第一个子问题,印度经济会不会崛起?
     

     

    过去几年间印度经济增速呈加快趋势,2013年到2015年的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9%、7.3%和7.5%。IMF预测,2016年和2017年印度经济仍将保持7.5%的增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则从10%之上下滑到了2015年的6.9%。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表现低迷、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印度成为世界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一些迹象似乎表明,印度经济将起飞。有学者认为,印度将复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功经历。

    支持印度经济会成功的理由通常在于以下五点:

    第一,印度劳动力成本较低,且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

    第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发展经济的动力较足。当前执政的莫迪政府高调启动了“印度制造”计划,并提出要把印度打造成21世纪全球制造的中心。国际社会也倾向于认为莫迪政府是一个由改革魄力、致力于推动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政府。

    第三,印度地理位置优越,易于发展海洋贸易。并且印度在历史上曾长期是英国殖民地,在语言和制度上与西方主流更相容,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纳。

    第四,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且培养了大批国际化的信息技术人才。

    第五,相比于中国,印度距离“增长前沿”更远,因而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大。

    最后,如果上述理由都不足以成为印度经济成功的充分条件的话,那么对于企业家而言,还有一个不得不关注印度的理由,那就是印度太大了。

    这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超大国家,以至于是一个不能错失的市场——如果你已经错失了中国,你想要再错失印度吗?

    另一方面,印度也有数不清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发展形成阻力:

    第一,印度缺乏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条件,基础设施落后,文盲率高、人力资本不足。

    第二,政府执行力较弱、腐败丛生,导致大型项目建设难以推进。

    第三,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低,因而难以调动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投资基建;而如果大规模依赖外资的话,那么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稳定则可能受到挑战。

    第四,种姓制度会限制分工协作,阻碍社会流动和经济发展。

    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上述因素中除了种姓制度之外,其它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也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户籍制度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彼时,很少有人成功预计到了日后中国奇迹的发生。事实上,即便是到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大部分西方人士仍对中国经济的成就将信将疑。

    但事后来看,很多所谓的先天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劣势的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会变成优势。

    比如,正因为基础设施落后,所以“铁、公、机”交通基建投资和电力基建投资一度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再如,如果暂时不考虑公平正义的维度,那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另外,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上升的。

    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度经济,但是关于印度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理论上仍然存在多种可能。事实上,“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难的研究话题之一,原因就在于经验证据有限,难以进行可靠的实证研究。在有限的经济史案例中,关于大国经济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经济学家尚未出现具有公认力的统一解释,对于预测大国经济走向则更是乏力。

    就像二战结束伊始没有人预期到德国和日本经济会在战后迅速重建和崛起一样,就像在1970年代末少有人会相信落后封闭的中国会在三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样,关于印度经济的未来,没有全能的先知。这也警示我们,要时刻对这个新兴大国保持开放心态。

    简言之,对于第一个子问题,相对理性的回答是印度经济有诸多优势,也面临不少障碍。

    尽管我们对于印度经济是否会崛起,能在多大程度上崛起,难以给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两点是确定的:

    其一,发展之路从来不会平坦。

    中国在过去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和荆棘,诸如自然环境恶化、不平等拉大、社会冲突加剧、食品安全等,印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一样都不会错过。

    其二,如果印度经济开始崛起,那么其发展模式将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崛起之路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充分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模式。

     

     

     

    再来看第二个子问题,如果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显然存在正向影响。

    印度是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巨大市场,如果印度人均收入开始稳步上升,那么必然会带动服装鞋帽、家电、摩托车、汽车、通讯、基建、住房家居等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印两国经济也有一定的互补性,印度经济增长毫无疑问会给一些领域的中国企业带来机会。

    但更多影响是负向的,印度经济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带来挑战。

    •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竞争。

    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是一个经济规律。印度的劳动力不仅比中国便宜,而且人口结构更加年轻。一旦印度克服了制度上的障碍,走上出口导向型的快速发展轨道,中低端制造业企业就可能搬迁到印度去建厂生产,就像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从欧美和日本承接制造业一样。

    • 富士康和苹果的转移就是一个例证。

    制造业企业的迁移必然意味着就业机会的转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中国的时候,欧美和日本已经是高收入国家;而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约一半的居民生活在农村,数千万人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之下。如果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机会大量迁移到印度,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失去一个强有力的引擎。

    • 除此之外,挑战还存在于软实力的国际竞争上。

    大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全方位的竞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经济体,受到了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关注和认可。中国成为落后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一个标杆,在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医疗卫生、园区建设、经济特区等方面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成为亚洲和非洲众多经济体学习模仿的对象。

    这种关注和认可既是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切切实实地有利于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拓展经贸、政治、文化关系,在全球化中获得真金白银的实惠。

    试想,如果在中国尚未基本完成城市化、经济尚未达到高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印度经济迅速崛起,那么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领导力必然会大大削弱。

     

    最后一个子问题,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如上所述,印度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追赶者。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远高于印度,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优于印度,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配套体系,这也是印度在短时期内难以赶超的。

    人口结构老龄化虽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潜在劣势,但是老龄化本身还远远未起到恶化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每年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更多的受过中等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在寻求工作机会。

    中国制造业真正的威胁在于扭曲的经济结构。

    高工资并不一定是坏事,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只要工资上涨是生产率提高引起的,那么即便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制造业企业也不会迁出,因为这是“好的工资上涨”。

    但如果工资上涨是因为高房价、高医疗成本、高教育成本等因素引起的,而与此同时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这就是“坏的工资上涨”。

    坏消息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坏的工资上涨”。一方面,劳动者需要维持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因为土地财政、金融约束等方面的原因,房价和房租在涨、医疗服务价格在涨、子女接受教育的综合成本在涨。从而,工资不得不上涨。

    2015年,深圳房价在一年间上涨了接近50%,如果华为不能相应地大幅提高工资水平或者说服员工无视房价上涨的话,那么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华为离开深圳,要么员工离开华为。就这么简单。

    另外,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受政策支持部门的繁荣发展也结构性地抬升了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当建筑工地提高工资且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也不得不向工人提高工资。连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都明显感受到了工资上涨的压力,其他中小型普通制造业企业的困境可想而知。正是这部分坏的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导致富士康去印度建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印度生产产品变得更容易了,而是因为在中国生产产品变得更困难了。中国经济并不是被印度比下去了,而是被自身的结构扭曲所困扰从而削弱了竞争力。

    好消息是,这些“坏的工资上涨”是可以通过改革来避免的。

    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助于减缓房价上涨。通过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加强财经纪律,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反腐、简政放权、摒除限制创新创业的制度藩篱,有助于孕育多样性,使得人尽其才,减少教育中的无用功和恶性竞争。通过更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特别是健全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负担。

    总而言之,印度经济近年来出现了良好发展的势头,尽管这一势头是否能够保持下去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一旦印度经济崛起,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

    面对印度经济可能的崛起,“印度斜视症”和“印度崛起焦虑症”都有失偏颇,应当避免。

    我们要做的是客观分析、预判可能性、冷静面对,一方面要抓住机遇,提前布局抢占市场,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积极通过深化改革和鼓励创新来应对挑战。

    一句话,真正与中国经济赛跑的是自身的改革和创新,而不是可能崛起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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