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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或“逃”:童年不良经历教会大脑的模式 | 她为什么成为儿

    2016-09-18  |  KnowYourself  |  微信号:kyrenshiniziji

    今天看了一部让人很震撼的纪录片《Child of Rage》,主角是一个叫Beth的6岁半的小女孩。

     

    Beth在19个月大的时候,和弟弟Jonathon一起被一对牧师夫妇收养。不久后,夫妇渐渐发现不对劲:Jonathon 在早上起来时经常说自己肚子疼。他们把他带去医院看病,才发现罪魁祸首是姐姐——Beth经常会进弟弟的房间,击打他的肚子,用他的头撞地板,不顾弟弟的尖叫和求饶。

     

    她会虐待动物,将鸟巢里的小鸟拎出来,拧断它们的脖子。她还会表现出不恰当的性行为,每天都当着他人的面,在公共场合自慰,甚至自慰到流血;她还会对自己的弟弟进行性侵犯,比如捏他的生殖器,将手指插进他的肛门。

     

    在片中看到Beth用天真无邪的眼神,若无其事地说出“我想杀了他们”的时候,你可能会怀疑她是个心理变态者。

     

    “战”或“逃”:童年不良经历教会大脑的模式 | 她为什么成为儿
     

     

    然而,事实是,Beth自己也是个受害者。1岁的时候,她的生母去世,她的生父对她进行了严重的忽视和虐待,曾多次对她进行性侵。她的不良行为的来源,正是她自己曾经受害的经历。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生命的早年有过不良的经历,对一个人的人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就是童年不良经历。

     

    什么是童年不良经历(AC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上世纪90年代,医生Vincent Felitti在对肥胖病人的治疗中意外发现,在那些治疗失败或者效果不佳的病人中,很多都有早年受到性侵的经历。

     

    在随后的1995-1998年,Felitti 和Robert Anda等人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开展了对儿童早期创伤的系统调查。他们针对加州的17337名参与者(主要背景是中产阶级、白人、大学以上教育水平),用10道题来测试了他们在童年时期是否有过创伤体验,这个测试主要包含了3个大类、共10个维度的创伤经历:

     

    1. 虐待:包括身体虐待、性虐待、情绪虐待;

    2. 忽视:包括身体忽视、情绪忽视;

    3. 功能失调的家庭环境:目睹母亲遭到暴力对待、家庭内物质滥用、家庭内精神疾病、父母离异或分居、家庭成员入狱。

     

    (回复【创伤测试】给公号,可以提取测试题进行自测)

     

    结果是惊人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有过1种或以上的创伤经历,近40%的参与者有过2种或以上的创伤经历,12.5%的参与者有4种或以上的创伤经历。28%的参与者曾经被身体虐待,21%曾经被性虐待,这也在当时引起了美国疾控中心的极大重视(CDC, 2014)。

     

    在之后对“童年不良经历”的研究中,除去以上10种,也常常将父母失业/家庭极端经济困难、受到种族歧视、是学校或社区内暴力的目睹者或受害者、曾被威胁/俘虏纳入评估标准。2014年,Bethell等人基于2011-2012美国全国儿童健康调查的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48%的儿童经历过童年创伤(Bethell,2014)。英国2012年基于5万多名儿童的调查则显示,有五分之一的儿童经历过童年创伤(Radford, 2012)。

     

    Felitti等人在之后的一系列研究显示,童年不良经历会导致一系列与生理、心理相关的负面结果,如心血管疾病、物质滥用、肥胖、癌症、性传播疾病、抑郁症、自杀倾向、反社会倾向等等。那些在ACE测试中得到4分以上(有过4个或以上经历)的人,罹患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几率比0分的人高20%,患癌症的风险是2倍,吸毒的风险是4倍,患抑郁症的风险是4.6倍,自杀的风险是19倍;得到6分及以上的人,平均寿命短20年(CDC, 2014)

     

    而且,创伤和负面影响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的关系),即所遭受的创伤越严重,负面结果的风险越高(CDC, 2014)。

     

    “战”或“逃”:童年不良经历教会大脑的模式 | 她为什么成为儿

     

    童年创伤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

     

    一些经受过严重创伤的孩子,在童年时期(通常在5岁以前)便出现了反应性依恋障碍(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文章开头提到的Beth就被诊断为反应性依恋障碍,这是一种由“极度不充足的照料模式”引发的儿童精神障碍,表现为对他人的社交和情感反应很少,正性情感少,在非威胁性的互动中也表现出原因不明的激惹、悲伤、害怕发作等。他们是一群可能在街上会跟着其他成年人走的孩子,因为他们对父母的依恋程度和对陌生人的区别不大。很多这样的孩子也很少叫妈妈(APA, 2013)。

     

    Beth的治疗师Dr. KenMagid说,由于在人生最早的几年遭受了虐待,使得他们和其他人没有能够建立起连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意识、也毫无心理负担地伤害他人。

     

    虽然大多数人不会有反应性依恋障碍这样极端的表现,但是,无法与他人建立依恋,社交和情感控制能力差,无法应对压力,在非威胁性的环境中仍然警觉、害怕、悲伤,却是有过童年不良经历的人的普遍表现。Felitti认为,当我们一次次地被暴露在引发压力的情境下时,我们对压力的反应会处于过度工作(overdrive)的状态,这会使得我们会在日后的漫长时间里,失去适当、有效地应对未来压力的能力(Shonkoff, 2012)。

     

    一系列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研究表明,这或许是因为,童年不良经历造成的“有毒的压力”(Toxic stress)会在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大脑。

     

    1. 面对压力,容易出现过激的情绪反应

     

    在大鼠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那些在幼年时被置入引发恐惧的环境中的大鼠,表现出了杏仁核(Amygdala)的长期活跃。杏仁核是我们应对和判断外界信息的部位,当我们认为外界环境有危险时,它就会使我们处于“战或逃”(fightor flight)的模式中,而如果在早年经常会感到威胁,杏仁核和眼窝前额皮质受到频繁的刺激,处于长期活跃状态,其判断和反应能力就会下降,导致在没有威胁的状态下也会做出过激的反应(Márquez, 2013)。

     

    大脑皮层中灰质的密度高低对于情绪反应来说也十分关键。灰质密度越低,含量越少,情绪反应的能力越低。而大脑核磁共振扫描显示,与被父母抚养长大的孩子相比,由机构抚养长大的孩子(被认为是早期创伤人群)的大脑灰质含量更少;研究者认为,这会使得他们情绪管理的能力更差,更容易在很小的刺激下就引发愤怒和恐惧的情绪(Sheridan, 2012)。

     

    在压力情境下做出过激反应,对情绪的控制能力弱,会使我们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Márquez(2013)的大鼠实验也提供了佐证。幼年处于恐惧环境的大鼠,确实在成年之后出现了长期的病理性攻击行为,在面对完全没有威胁的环境(比如面对比自己小很多的同类,及被麻醉的同类)时,他们仍然表现出焦虑和攻击。同时,它们也表现出了抑郁情绪——对食物缺乏兴趣、社交减少、在面对挑战时容易放弃等。

     

     

     

    2. 影响我们对创伤的记忆:

     

    Williamson(2009)等人的研究显示,早期创伤会通过影响到我们大脑的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而影响我们的记忆。默认网络中的后扣带回区域是一个关键的区域,它与自我反省、自我评估和自我监控有关,而它与其他区域(比如大脑右半球中的杏仁核、海马体和右侧脑岛)的连接,决定了我们如何评估过去的经历与现在的事件的关系、周围环境和自己的联系。

     

    但在经历了早年重大创伤的人身上,后扣带回与其他区域的连接变弱了。这会导致我们评估周围环境和自己的联系的能力不足,会使得“与过去经历有关的信息”常常会与现在的环境交错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对现实情境的评估,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的情绪反应、行为决定是针对当下环境的反应。事实往往不是如此。那些过去的遭遇、未完成的心愿、未释放的情感都会和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和当下纠缠在一起,影响着我们此刻的反应。(心理咨询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梳理清楚这些,让过去的归过去,当下的归当下)

     

    3. 早熟/早衰:

     

    我们有时会说,有过创伤的孩子会比较早熟,而研究证明,他们可能的确会老得更快。

     

    染色体端粒(telomere)是控制细胞分裂周期的物质,也是导致各种早熟、早衰症状和引发疾病的原因。随着端粒的不断缩短,细胞会逐渐老化,当端粒消耗殆尽时,细胞便会立即激活凋亡机制,走向衰亡。而研究发现,比起没有被虐待过的被试,那些在早年遭受过虐待的被试,染色体端粒更短(不到未受虐待的被试的一半),这说明他们细胞老化的速度更快;且无论是遭受情绪虐待/忽视,还是身体虐待/忽视的被试,都表现出了端粒的显著缩短。研究者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过早期创伤的孩子可能会早熟(青春期提前也很常见)或者早衰,并且会出现疾病的高发(Tyrka, 2010)。

     

     

     

    如何处理童年不良经历?

     

    虽然童年的不良经历会带来如此多的风险,那么,这些创伤是可以被处理的吗?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作为受害者:脱离“毒性压力”反应

     

    其实,有很多受害者自身就会从创伤中获得修复力(resilience)和成长(回复【创伤】和【童年】给后台,可以分别获得与“创伤后成长”和“修复力的养成”相关的文章)

     

    那么,作为受害者来说,有什么可以主动摆脱童年经历的阴影的做法呢?Childhood Disrupted一书的作者Nakazawa认为,摆脱童年不良经历的影响,最关键的是脱离“有毒的压力”反应,脱离那种高度警觉的、“战或逃”的反应模式,学会应对压力、情绪管理、自我控制(Nakazawa, 2015)。你可以尝试的方法有以下这些:

     

    1. 写作: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反复提到过写作的疗愈作用。尝试固定时间写作(比如每天半小时),写下你内心最深处的情绪和想法,写下那些曾经对你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在写作的时候,试着去感受这些事件的原貌,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了现在的你。在写作中,你可能会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并且真正让过去的事情过去。

     

    2. 正念练习: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有过童年创伤的人大脑灰质会更少,而研究证明,通过8周的正念减压练习,能够使得大脑灰质的密度提高(Hölzel, 2011)。正念练习也已经被广泛被证明在减缓焦虑和抑郁情绪、减轻PTSD症状上有显著的效果,即便是在家里做呼吸练习(每天坐下来5-15分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感受它从你胸腔到腹腔,再出来的过程),都能够使你应对压力时更平静,减少过激反应。(我们正在进行的线上训练营和工作坊体验日里都有正念的练习,也欢迎大家来体验)

     

    3. 参加互助组:

     

    创伤总是和一些不愉快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建立关系、信任他人的能力。而如果能够找到彼此信任的、有支持性的社群,会有助于我们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安全感,体会到与他人的积极互动给我们带来的帮助。

     

    “战”或“逃”:童年不良经历教会大脑的模式 | 她为什么成为儿

     

    作为创伤者的照料者/教育者:

    从惩罚教育,到“创伤知情照料”

     

    在这里,我们还想提到的是,当你的照料/教育对象是童年不良经历的人群,应该注意些什么?

     

    在学校里,有过童年不良经历的人群往往会表现出较多的不良行为,比如很容易与同学产生争执,遇到小事就暴怒、打架等等。有研究表明,在ACE测试中得分在4分及以上的孩子,出现学习和行为上的问题的几率(51.2%)远远高于得分为0的孩子(2.3%)(Burke, 2011)。

     

    在美国的部分学校、医院中正在推行的“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教育/照料方法,在提高学生成绩、减少问题行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创伤知情”是与传统的基于惩罚的教育方式相对的。即当孩子出现不良行为时,首先要做的不是进行惩罚(往往会导致二次创伤),弄清楚孩子是否经历过早期创伤,在理解创伤的前提下进行照料和教育。

     

    以下是几件具体可以做的事情(Lahey,2014):

     

    · 将建立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放在首位:教育者需要在细微的举动上体现出真诚的关心,能够逐渐让孩子感到安全,觉得他人是值得信任的。当建立起信任后,教育者/照料者便可以逐渐让他们相信,面对压力可以有除了“战或逃”之外的解决方法,从而帮助孩子渐渐脱离过度反应模式。

     

    · 学会倾听:在心里把“Ta有什么问题”转变成弄清楚“在Ta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不需要急于解决问题,而是先去倾听,并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被倾听和理解,感谢他们的分享。

     

    · 创造让他们成功的机会:关注他们成功的瞬间,并创造机会让他们可以做对的事情,使他们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

     

    · 制定规则:清晰的规则对于容易失控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当他们感到有明确的规则和界限时,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也会使他们逐渐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 平静的空间:有过早期创伤的孩子需要能使他们平静的空间。有时候这个空间是物理的,比如心理咨询室或者其他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地方;这个空间也是心理上的,当他们感到压力时,需要一段时间来放松、不被打扰。

     

    创伤并不是不可以被处理的。文章一开始提到的Beth如今已经30多岁了,她在多年的治疗中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情感和依恋能力,不再伤害他人,并且在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护士。

     

    以上都是一些低成本、易操作的自助方法,当然,如果创伤深刻地影响了你,并且有条件的话,我们仍然推荐你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回复【援助】给公号,提取全国心理援助信息黄页)

     

    愿你在面对别人的靠近、或者在面对自己想要靠近他人的愿望时,能够不战不逃、坦然以对。愿有过童年不良经历的你,能够靠着自身对于自身的不放弃,获得付出和给予爱的能力。愿你能够放松对世界的警惕。

     

    安全而孤独地生活下去,还是冒着风险去寻找不孤独的可能,这是个问题。

     

    以上。

     

     

    Reference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Bethell, C. D., Newacheck, P.,Hawes, E., & Halfon, N. (2014).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ssessingthe impact on health and school engagement and the mitigating role of resilience.HealthAffairs, 33(12), 2106-2115.

    Burke, N. J., Hellman, J. L., Scott, B. G., Weems, C. F., & Carrion, V.G. (2011). The impact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an urban pediatricpopulat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35(6), 408-413.

    CDC. (2014). The Adverse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ölzel, B. K., Carmody, J., Vangel, M., Congleton, C., Yerramsetti, S. M.,Gard, T., & Lazar, S. W. (2011). Mindfulness practice leads to increases inregional brain gray matter density. Psychiatry Research:Neuroimaging, 191(1), 36-43.

    Herringa, R. J., Birn, R. M.,Ruttle, P. L., Burghy, C. A., Stodola, D. E., Davidson, R. J., & Essex, M.J. (2013).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s associated with altered fear circuitry andincrease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by late adolescence.Proceedings of the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0(47), 19119-19124.

    Lahey. J. (2014). How TeachersHelp Students Who've Survived Trauma. The Atlantic.

    Márquez, C., Poirier, G. L., Cordero, M. I., Larsen, M. H., Groner, A.,Marquis, J., ... & Sandi, C. (2013). Peripuberty stress leads to abnormalaggression, altered amygdala and orbitofrontal reactivity and increasedprefrontal MAOA gene expression.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3(1), e216.

    Nakazawa, D. J.(2015). Childhood Disrupted: How Your Biography Becomes Your Biology, andHow You Can Heal. Simon and Schuster.

    Williamson, P. C., Osuch, E. A., & Lanius, R. A. (2009). Alterations indefault network connectivit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elated toearly-life trauma. Journal of psychiatry & neuroscience:JPN, 34(3), 187.

    Radford, L., Corral, S., Bradley, C.,Fisher, H., Bassett, C., Howat, N. and Collishaw, S. (2011). Child Abuseand Neglect in the UK Today. London: NSPCC.

    Sheridan, M. A., Fox, N. A., Zeanah, C. H.,McLaughlin, K. A., & Nelson, C. A. (2012). Variation in neural developmentas a result of exposure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early in childhood.Proceedings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9(32), 12927-12932.

    Shonkoff, J. P., Garner, A.S., Siegel, B. S., Dobbins, M. I., Earls, M. F., McGuinn, L., ... & Wood,D. L. (2012). The lifelong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toxicstress. Pediatrics,129(1), e232-e246.

    Tyrka, A. R., Price, L. H., Kao, H. T., Porton, B., Marsella, S. A., &Carpenter, L. L. (2010).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telomere shortening:preliminary support for an effect of early stress on cellularaging. Biological psychiatry, 67(6), 53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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